徐世霞在自己的养鸡大棚里。
刁 海 涛 在 村 委 会 里 向村 民 广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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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试验
王桂玉尝试让村民代表大会成为常态。和他一起来到镇上的26名大学生村官，已经走了11个，要么考了公务员，要么去了事业单位。
相比之下，王桂玉对农村有更强烈的变革动力。
王桂玉2008年从泰山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毕业就来到了沂南县依汶镇的村子里，他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家就是邻村的，他爹就是邻村的支书。
2009年开始，他做起隋安村的支书，在这个有600多青壮年外出务工挣钱的村子里，没人会再关心到底谁来做书记。
村民缺乏对政治的参与热情，那就像朝夕相对着满山头的白云岩一样，只会长草，又不会长有用的粮食。
日照钢铁下属的一家矿业公司看中了这里满山绿草覆盖下的白云岩，已经在这里建厂了。一期投资了6000多万，要征用村里约130亩的土地。
这对刚上任的王桂玉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人均占有土地才一亩多，村民都在担心失去土地后没法生存。
王桂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堆人坐在村委的大院里，形式随意。
他向代表们仔细地讲解征地的利弊，贫瘠的土地忙忙碌碌一年也种不出粮食，相反，在征地之后，每亩地每年还能拿到800元的补贴。工厂一旦建立，还有可能在当地招工，虽然还不知道能解决多少村民的就业。
他要求代表们在散会回家后，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各个邻居，让村民都能乐意出让土地。
但结果并不理想，总有人对征地表达不满。
王桂玉认为这是代表们在传达意思时出了偏颇，或者根本就没有讲清楚，而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
他毫无顾忌，在村委会上，他提出要让党员干部先出让土地，然后党员干部的亲戚家属也要出让。
他又到村民家里做工作，发现“主要是村民自己的认识问题”，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利益受损了，3万元的房子，拆了之后，补给4万元、5万元，盖不起房子了，就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了。王桂玉告诉他们，可以建“农家乐”，因为正在打造的沂蒙红色旅游专线正好经过村子。
“干部和群众要相互妥协。”征地终于告一段落，王桂玉很庆幸村里的老百姓都比较“老实”。
等村里的集体收入有了一定增加，王桂玉会想着去给村里引进一些小项目。
现在，他在努力拓宽沟通的渠道。
在到任支书前的两个月，他就跑来村里暗访，坐在村民家里，和还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小孩儿交谈，“原来他们对本村干部有些怨言。”
王桂玉尝试让村民代表大会成为常态。依照区域的划分，村里推举了60余名村民代表，一个半月会组织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与村里的支部大会结合，村里6个两委成员通过的决议，如果村民代表们不同意，同样不能得到执行。
王桂玉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讨“农村民主自治”，他一直都乐意联系母校的学弟学妹利用假期来自己的村子里进行调研。
但是问题马上显现出来了。出去打工的人渐多，现有的村民代表利益诉求相去甚远，薄弱的政治意识让他们不见得能代表民意，而总是遇到些无关生计的话题，代表们的参与热情始终没有被调动起来。夏热冬冷，没人愿意在村委院子里呆上半天去开个会，而农闲时节，他们或许也只能在晚上路过时，抽个空进院子里吸根儿烟。
王桂玉看起来很冷静，但规划村子的未来，村里依然数他最有热情。
每天晚上回到镇上的宿舍，他可能会看《阅微草堂笔记》，看《三国演义》、《红楼梦》，连着电视剧一块儿看，这都还和大学时一样。和自己一起来到镇上的26名大学生村官，已经走了11个，要么考了公务员，要么去了事业单位，现在只剩下15个。
王桂玉还在踏踏实实地琢磨，他要在村里组建更多的类似NGO的社会组织。 “山上的土地会种林果，那就可以发展林果协会，种大棚的可以有蔬菜大棚协会，成员之间交流经验，共同发展，会做大做强，而各种层面的组织都可以有，老年人中间有喜欢唱戏的，还可以去发展唱戏学习会。”
王桂玉相信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会帮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只要利益得到满足，在政治上就会有回应。这将有助于建立一种稳定的机制，即使他不在这里干了，其他人来干，只要进入了已有的运作流程，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他期待这种制度尽快成熟，并最好能以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群众是短视的，有些问题意识不到，某些矛盾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王桂玉说他在学校历来就是一个“穷折腾”型的。
不过，这种制度确实要尽快形成。因为王桂玉已经考取了乡镇上的公务员，马上就要去新的岗位。
所幸，他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而组织上已经体谅了他的良苦用心，愿意给他一次兼任村支书的机会。
创业
“农村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资源，有什么理由不在土地上做文章呢？”
就在刁海涛、王桂玉积极勾画村子的中长期规划时，有些人却做出了其它的选择。王红甚至是在人还没到平邑县温水镇南马村之前，就想到要在这里弄项目，“农村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资源，有什么理由不在土地上做文章呢？”
除了参与琐碎的村务，王红自始至终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自己承包的40亩果木苗圃上。她也参加了今年的公务员考试，报考的是乡镇，但没有被录取，或许是因为她对此根本不上心。
她在2008年坚持留下来当村官后，一度说服了做煤炭生意的父亲给她投资。于是，家里给她前期投资了26万元，之后她请来了专业的技术员进行指导，一切做得顺风顺水，她很快就能赚到30万，掘到第一桶金。
这个项目以低风险、高回报、短期见效吸引了镇里其他大学生村官参与进来，于是又有7名大学生村官每人集资5000元，种了14亩。 很快，这里就被挂上了大学生自主创业基地的牌子，并被当地政府着力宣传。
紧接着，村民们也明白过来，有一帮大学毕业生来到村里承包土地种苗子了，而且干得不孬，只不过在种苗子的同时，他们会隔一段时间顺便到村里收收保险，再讲讲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还是个“官儿”。
莒南县板泉镇渊子崖村的大学生村官徐世霞也一直在走创业的路子。
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徐世霞在大学毕业后，曾是一家外贸企业的年轻白领，待遇不错。2008年，她放弃了这份闲适的工作，她觉得“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想为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做点什么。”
她来到了渊子崖村，花1万多元干起了大棚养鸡，她还到村里唯一一家外贸加工企业做顾问，出谋划策。
她赞赏大学生村官“科技致富”的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她完全可以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同于普通大学生的回乡创业，大学生村官在创业上有更多的政策扶持。比如贷款，徐世霞说普通大学生创业要贷款很难，但如果是大学生村官，至少能贷两万五千元，如果再有大学生村官愿意担保，两个人就可以贷5万元，有时还可以以村子的名义贷款。
当地甚至还有专项的科技致富工程贷款，只针对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开放。
徐世霞养的一批鸡刚刚卖完，现在棚里空着，正等着下一拨。不过马上就到9月份了，她得到临沂市区上班，她已经考取了某街道办的公务员。
同在板泉镇的大学生村官付信花最初多少是奔着“村官儿”去的，她给父亲说：“我当村官去。”父亲欣然同意，因为他自己多年前竞选支书失败，愤而连村长也不做了，这似乎成了他的隐痛。
但是付信花和徐世霞一样没能参与村里的重大决策，也和刁海涛做支书前干着相似的活，办黑板报，做远程教育。
付信花开始思考着如何去创业致富。男生都在想参与到村子里的事务，给村子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她说：“那是因为男生一般都比较宏观，而我们女生比较心细，也很实际，就去创业。”
她和村干部带着村民去淄博、苍山考察大棚蔬菜种植，回来之后，村民们就借助大学生村官才能贷到的科技致富工程款，红红火火地盖起了40个蔬菜大棚。
付信花还没有自己的大棚，一个大棚的投入很高，至少得5到7万元，她得再等等。
她也考了公务员，虽然享受大学生村官考公务员加分的政策，但还是没能如愿。现在的“考公”竞争，似乎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学生村官内部。
如果明年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三年服务时间结束，付信花或许真的只好在这里承包土地种大棚了。
正是盛夏时节，种完了一茬西红柿，村里的大棚都在翻土，付信花走进去，满地的粪土，苍蝇扑面而来。
“看我晒得黑的，现在就是一村姑。”她摸了摸自己的臂膀，十足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