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六旬的赵良羚，把20多年来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养老院。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遗憾，因为当自己需要养老时，北京还没有一家她“看得上”的养老院。
赵良羚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顾问。从1986年起，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并在五院院长任上退休。她见证了这些年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前不久，她应邀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养老战略国际高峰论坛”。论坛上，中国代表们发现自己发言时，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常常一脸茫然，双方交流起来“非常困难”。
赵良羚提醒大家，“这不是语言有障碍，而是现实有差距。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老人这头”的分量可不比“孩子那头”轻
中欧社会论坛举行的同期，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这是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天津市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看来，欧洲是在富裕后变老的，而中国是在刚刚富裕甚至还没富裕时，就已经老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目前，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方嘉珂指出，即便是这个比例，也依赖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前几年甚至还不到1%%，只有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按照惯用的计算方法，失能失智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0%%。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数的比例，在欧洲的平均水平是5%%~6%%，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则达到15%%。当然，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支撑。
目前，北京的这一比例接近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城区的公办养老机构几乎全部满员，老人要想进入已非常困难。
天津的300多家养老院中，真正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3家。方嘉珂介绍说，老人要想进这3家养老院，“得找人写条子，还得分条件，有身份、有钱、身体还得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得自带保姆。即便是这样，也还得等老长时间才住得进去”。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现在大家都抱怨“入托难”，父母为孩子进公立幼儿园得排几天几夜的队。整个社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头”，而少有人关注，老人要进公办养老院，常常需等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实老人这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呼吁。”方嘉珂强调道。
本需要“雪中送炭”，却总在“锦上添花”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326亿元，同比增长69.7%%。从这一增幅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养老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养老机构的硬件建设上，国家也加大了投入。
不过在杨团看来，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所需要的资金相比，目前投入的资金不仅“非常有限”，而且还“投错了方向”，“好不容易有了点钱，却大都用来建豪华养老院了，这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面”。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在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前，刚检查了十几个省市“十一五规划”养老方面的执行情况。他发现，在谈及未来发展时，各地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建示范性养老机构。
“所谓示范，就是盖得越豪华越好。”杨团如此解读。她认为，应该用同样的钱，建一些硬件达到基本标准的养老院，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增加床位。
方嘉珂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原本处于一个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人们却更愿意锦上添花。”
赵良羚则从自己的经验里，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政府修建示范性养老院，不仅很难有所谓的示范效应，而且还会因为收费不体现市场价格而“搞乱了市场”。
她担任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院长时，曾算过一笔账。以当时院里的条件，每张床位每月需收费2500元，但因为政府补贴，实际对外收费仅为1200元。即便是这个收费水平，当时很多人也难以承受。而条件与此相当的民办养老院，收费必须达到每月2500元才能维持运营。
如此一来，不少经济收入低、需要社会照顾的老人进不了公办养老院，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人，却进入示范性养老院享受了二次分配。同时，民办养老院则在公办养老院“不计成本”的价格面前，因为收费高而床位闲置，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难以为继。
赵良羚现在经常进行反思，在她看来，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建设普惠型的养老院，满足底层人员的需求。
毕竟，中国目前的失能老人达940万，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有一个去处。
方嘉珂在考察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一所政府投资建设的高档老年公寓，由于收费比同档次的民办养老院甚至旅馆更便宜，某些家庭里有一个老人，儿女便和老人一起住进老年公寓，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
“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资的重点方向瞄准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阎青春在论坛上明确指出。
他的话音未落，与会的意大利学者回应道：“这也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杨团等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学者，曾经向有关部门指出这个“误区”，也曾提出相关建议。但最终她看到，虽然中小城市养老床位的缺口更大，有关部门在去年和今年还是把大部分相关经费给了大城市。其中拿到钱的4个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华养老基地。对此杨团摇头叹息：“省里市里都是把养老基地和其他建设项目一样看待，作为政绩工程来搞的。”
阎青春在检查时，曾问各地官员，假如不建示范性养老机构，换一种投入方式，是不是可以带来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令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谁都不回答他的问题。
他只好把这归结为思维定式和部门利益在起作用。“部门利益在里面作祟时，肯定不可能使国家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说。
地需“归位”，人需“扫盲”
方嘉珂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一说支持养老事业，就是多给钱、多盖房子、多加床位，至于床上住没住人或者住什么人，则很少过问。
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并且这100多位老人，拒绝任何一个失能失智老人住进来。这就“把养老院硬生生变成了旅馆”，外面一群“老无所依”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里面一群人“老有所乐”，方嘉珂对此非常不解。
他更不解的是，走了全国不少地方，像这样老人住在里面“吹拉弹唱”的养老院，并非个案。杨团在调研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公办的养老院，条件好，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她的知识体系里，这样的养老院更像是活动中心，而非护理中心，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个“养老”概念里。
在杨团这里，“养老”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钱就不再是问题。
而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本养老服务。国际上，这种服务被通称为“长期照护”，是欧美国家养老体系的重心所在，主要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但在国内，“不是不到位，是根本连词儿都没有”。杨团介绍说，在不少养老院，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轰回家。尤其是一些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宁愿让床位空着，也不让失能失智的老人住。
“这不能完全怪养老院，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就没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她认为，目前所谓的护理服务，做的其实是保姆服务，上门做饭、洗衣服等，真正的护理服务完全谈不上。
方嘉珂断言，“任何开旅馆的都能干这个(指办养老院)”，国内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还处于扫盲阶段。
他曾在北京对照护人员进行过免费培训。一次培训课前，他向课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了解情况，对方告诉他，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捡垃圾，后来垃圾不好捡了，才到养老院做护理，如今被院里送过来培训。
这让方嘉珂哭笑不得。在他眼里，护理是件很专业的事情。1992年，他到奥地利行医时，先后到当地和德国的养老院参观。他发现德国规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与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作为一名医生，他在这里可以行医，但根本没机会到养老院工作。
中国有关部门在2002年曾颁发《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原本计划在3~5年实现持证上岗。如今8年过去了，阎青春表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正在逼近的风险
专业服务的缺失，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为，“老革命、老干部、老专家”这“三老”不会为养老犯难。后来深入了解后，他才发现，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他们不差钱，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压”着床位。
“如果养老服务能跟上，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高端医疗设施的浪费。”方嘉珂说。杨团则把话说得更直白：“不管高干低干，老了全都一个样，该瘫痪就瘫痪，该痴呆就痴呆。”在她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长期照护服务”，而不是收入问题，因为“收入再高，没照护也是死路一条”。
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状况更不容乐观。几年前，杨团曾到天津的农村调研。在那里，她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瘦骨嶙峋，天挺冷，但老人光着身子面壁躺着，身上盖一床大棉被，破碗里装着半碗剩饭，放着半碗水，“跟喂狗似的，没有人照看”。
有人指责老人的五六个儿女不孝，方嘉珂不这么认为。他知道“百善孝为先”，但他也知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用专业的话说，这叫“照料疲劳”。
“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照护服务。”方嘉珂解释道。
杨团则总结说：“目前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虐待老人。家庭赡养实在不行，一定要走向社会赡养。”
这几年来，方嘉珂不断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提“长期照护”的概念。他认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会失能失智，无论这个时间是长是短，都需要让老人最后的这段人生，活得有尊严。
这也是赵良羚所持的观点。或许是对养老的期待较高，她说，目前还没有自己看得上的养老院。不过，让她觉得安慰的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此外，我国也正在考虑推出护理保险。
德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多年的经验表明，护理保险可以有效分担家庭的风险。杨团认为，直面这种风险，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辈们已步入晚年，这就意味着，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无力承担。
一组不可忽视的数字是，中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今后还会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增加。而人越老，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就越高。
“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全推给个人。”杨团强调说，“否则，目前还能撑着，再过20年就根本没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