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草”主要为外来工免费提供读书、看报、看电影，以及组织郊游、唱歌等文化娱乐服务，服务的社区约有十几万外来工，但每日进入该信息中心的外来工只有100多人。
自称受伤了的汪宗兴很久没有谈恋爱了，业余时间，他自己作了一首歌，叫做《一直在漂》，倾诉了自己没有归属感的打工生活。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和墙壁上挂着的吉他，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反抗的是30个同龄人住一套房的工厂宿舍，还有工厂制度设计出的单调生活。
这个房间的租客是1987年出生的湖南人汪宗兴，他是深圳龙岗光台电子厂工人。
从年龄来看，他正是官方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新生代农民工是以年龄来界定的，它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这个人口在中国约有9000万人之众。
4月至6月，深圳市总工会在深圳市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明显的集体特征：他们一般在结束学业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农民并不熟悉；他们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强烈渴望融入城市；同时，他们的工作耐受力低。
南都记者近日于珠三角调查发现，工厂普遍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难以管理，管理成本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出很多。
这些较为负面的表述，换成农民工立场则又可表述为：他们崇尚个体、热爱自由、渴望被尊重、敢于维权。
渴望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也有来自边远农村的年轻农民，他们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珠三角劳工N G O普遍产生于2000年后，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劳工维权，这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现实和土壤。
和其他劳工N G O一样，红花草信息咨询部也位于农民工密集的工业区———深圳龙岗。几年来，他们除开展普法、提高农民工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外，持续调查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其负责人刘军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并不科学。他认为应该将其划分为农民工(以前是务农的)、学生工(结束学业后就出来打工，而无务农经历的)和本地工(指的是以前在原籍的国企或本地企业上班，后来因下岗等原因而外出务工的人)。
“新生代农民工中也有来自边远农村的年轻农民，他们的诉求和学生工明显不一样。”刘军说。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工作生活状况、利益诉求等，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问题的前提。
据“红花草”调查，在珠三角所有外来工中，60%为学生工，30%为农民工，10%为本地工。而农民工、本地工一般以老一辈农民工为主，学生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在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务农经历的占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占85 .4%。由此观之，深圳市总工会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红花草”的调查范围和调查结果都比较相近。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有43.8%的人表示喜欢深圳”，“只有1%愿意回农村务农”。
“因为他们(指‘学生工’)不会回家务农，所以更关注工人权益。而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农民工身份只是他们的人生过渡，他们还是要回到农村的，所以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是很强烈。”刘军说。
“红花草”的实践显示，学生工会主动了解法律知识，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维权态度更加坚决；而农民工很容易被厂方“收买”。
一个在某厂工作了十几年的农民工，在被非法解雇时投诉，厂方长期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工人缴纳社保等问题。“红花草”帮他取好了证，准备打官司，结果老板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了一点钱，他就放弃了。
所以，“红花草”更愿意帮助学生工，而非农民工，“因为尽管你给他们(指‘农民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最后不会因此而提高觉悟”。
停工维权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停工事件，诉求一致是提薪
在维权方式方面，农民工倾向于“跳楼秀”，学生工则愿意组织停工。因为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太高。
“红花草”观察发现，“99%以上的停工都是学生工组织的，没有一次是农民工组织的”。
6月份，位于深圳龙华街道的台资企业美津电子厂发生了一起停工事件，原因是今年年初为该厂的生产淡季，加班时间少，工人们每月只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之前，每天加班4小时，每月收入3000元。所以，很多工人想离职。为了留人，3月份厂方宣布将举办一个总奖金10万元的抽奖活动，并承诺6月份将基本工资由900元调到1100元。但到了6月份，两个承诺都没兑现，因此几个年轻的工人在车间组织起了停工。
“年纪大的都不敢组织停工，因为害怕被辞掉，不好再找工作了。”美津电子厂员工邓世平说。
停工的结果是，厂方将10万元奖金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给工人，并于7月1日始将基本工资从900元提高到1100元。还根据工人的投诉，调查食堂的伙食，发现食堂用的是私自提炼的潲水油，伙食因此得到改善。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12名年轻工人跳楼自杀事件。而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停工事件，诉求一致是提薪。
这些停工事件都是由新生代农民工发起的。一些企业为避免停工行动所造成的不必要损失，主动提升员工的工资。而河南、陕西、安徽、海南、深圳等十几个省市，都于今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除深圳外，其余各省都超过20%。
而老一辈农民工几乎不知道自己的权益。
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回忆说，1994年，他到东莞一家台资企业打工，隔壁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火灾。事后，他所在的工厂为了提高工人的消防水平，而组织了一场消防演习，那天是星期天，工人们在宿舍休息。有些工人不愿参加消防演习，厂方遂派保安逐个宿舍里检查，将不参加演习的工人们拉到操场上罚站，并用水龙头冲了1小时，那是11月份的天气。
“那时候，外来工在很多企业和基层机构的眼里都是没有价值的。”张治儒说。因此，从那时候起，他就想成立一个外来工协会，来维护外来工的权益。
注重个人尊严新生代还对政策十分关心，只要有新政策出台，他们就要求工厂同步
维权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也更为注重个人的尊严和权益。
来自湖南的汪宗兴，原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工厂统一租赁了附近村民的出租房，每套房3个房间，每个房间住10个工人，工厂每月从每人的工资里扣除30元钱作为房租。由于人多，房子里充满臭袜子的气味，每晚冲凉要等很久，晚上必须10：30睡觉，每套房子每月只能使用60多度电，多出的部分由工人支付。
他爱在下班或者放假时弹吉他，住在集体宿舍里显然不自由，因此，他搬出去，和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的3名工作人员合租了一套共有4个房间的房子，加上水电费，每人每月花费200元。他可以在业余时间自由地弹吉他了。他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窄窄的衣柜，一台旧电脑、一张床和两把吉他，但收拾得非常干净简洁。
房租加上伙食费、话费、上网费等，他每月开支1000元左右，他的收入1500元，所剩只有几百元钱。但他仍然认为值得，“工厂的条件太差了，食堂的饭菜都没油，米饭是黄色的，而工厂外面的快餐米饭是白色的，菜里有很多油”。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管中心主管崔文斌从2008年开始，每月做员工访谈，了解他们的心事。他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权益，希望获得尊重。
访谈中，也有员工向他反映宿舍住的人多(每间8人)，冲凉要等很久等问题。崔文斌1974年出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湖南老家到深圳打工，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劝告年轻员工，要正视现实，现在工厂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至少每间房都有热水器，以前，我们几百名员工只有两个热水龙头，即使在冬天，很多人仍然只能洗冷水澡，高呼几声‘毛主席万岁‘后，冲进冷水里”。
对于加班，新、老农民工有完全不同的感情，老一辈农民工希望多加班，那时，基本工资低，如果工厂加班少，则意味着收入少，工人对此多有怨言。
2003年以后，珠三角地区才逐渐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到今年7月1日，深圳市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1100元。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希望加班时间太长，每天加班超过两小时，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都要享受双休日，对生活的要求提高了，如果工厂附近没有网吧都不愿进这家工厂。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每天加班4小时，如果赶货，需要延长加班时间，则先对工人做动员工作，还要免费加餐，比如鸡腿、火腿肠、牛奶等等。
“红花草”在长期调查中发现，学生工对工厂环境要求较高，他们不进低工资的工厂，并要求劳动、收益、消费有合适的比例，如果因为劳动和收益不成比例，造成生活质量下降了，他们就会主动要求加工资。
“新生代还对政策十分关心，只要有新政策出台，他们就要求工厂同步。而且他们更希望参与薪资结构的调整。”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陈忠华说。农民工极少这样，他们以就业为主，很快适应现实。
晋升不成就想辞工他们并不知道晋升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晋升诉求。
“奋达”人力资源部主管畅亚妮在招聘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应聘时，会咨询有没有培训、晋升的机会。“他们不愿回农村，但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挺想提升的，但是工厂加班多，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修，如果想培训、提升，只有辞工”。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晋升空间明显比老一辈农民工要大多了。
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晋升的空间小，而且能晋升的级别也较低，一般只能晋升到组长。
而且老一辈农民工中能晋升的人，一般都是“红花草”界定的“学生工”。
“奋达”人事行政中心总监黄汉龙是第一代农民工，他高中毕业后当兵，1986年退伍后，去深圳宝安一家港资企业做保安。一年后成为仓库总管，当地派出所也看上了他，想招他进治安巡逻队，但黄选择留厂。这是让他至今还很后悔的选择。
“那时候并没有个人规划，没有长期的打算，只是想做好眼前的工作，对得起老板。”黄汉龙说。
后来，他又进入台资企业，到1996年时，他的工资已经涨到4500元。1997年，他到“奋达”时工资降为2600元。当时的“奋达”只有几十个人，但黄汉龙认真思考后，选择了“奋达”。因为在台资企业，他已经做到了“副理”，作为大陆人，已经没有了上升空间，所以他宁愿到年轻的“奋达”，和她一起成长，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否则等她发展起来了，机会就少了。
“当年没有去公安，是错误，现在不能再犯错误，所以要从台资企业到民营企业。”黄汉龙说。
如今，“奋达”已经发展成为3000多人的大型企业，涉足电器、养老、教育等产业。那家台资企业至今仍在，但规模已经很小了。
中专毕业的崔文斌也是从普工做起的，他1999年到“奋达”，从品检员到组长，到品管部主管助理，到品管部副主管，如今已是品管部主管，管着100多人。
通过每个月的员工访谈，崔文斌发现，如今，有些年轻员工人在做了一年后得不到晋升就想辞工，但他们并不知道晋升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女工们缺乏人生规划，都说迟早要嫁人。崔文斌就会告诉她们，如果你只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你找到的男人只能是流水线上的，如果你是文员，你找到的男人一定是文化水平更高的。在崔文斌的鼓励下，很多女工在不加班的时候学习电脑。在他的部门，产生了5名文员。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更注重未来发展，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渴求多方面的培训。
在调查中，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7.5%的比例。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高于老一代41.7%的比例。
深圳市总工会所做的是问卷式调查，而“红花草”则长期做访谈式调查。其负责人刘军则表示，学生工对人生充满迷惘，“如果你刨根究底，他就会说将来做小生意，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做小生意，做什么小生意，既没有积蓄，也没有经验。他们说的其实很不现实，只不过找到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出路”。
追求个性漠视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但他们抗压能力弱，对管理层的批评很难接受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奋达”副总经理萧晓评价新生代农民工时说，“但他们抗压能力弱。对管理层的批评很难接受，有人会改正，有人会辞职，有人还会有过激行为，损坏东西。”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工厂往往将新生代农民工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一代”。如“90后”，带着父母开好的银行卡出来打工，没钱了，父母就会汇钱给他们，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没有责任感，对很多事情无所谓，如果对工厂不满意就辞工，连工资也不要。
“奋达”人事行政总监黄汉龙以自己生于“80后”的侄子为例说，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已经打工七八年了，都没钱寄回家，但他换了很多女朋友，使用的手机也是好的。
而黄汉龙当年来深圳打工时，父亲年迈，哥哥为了生个男孩，四处打工漂泊，最后超生了7个孩子。黄汉龙则将挣到的钱寄回家，他自己35岁才结婚。
1996年，崔文斌到深圳打工时，第一个月的收入是550元，他寄了500元回家，厂里包吃住，他只留50元钱零用。之后，他每个月都寄钱回家，最多只留200元钱。“如果这个月买鞋，肯定是计划下个月才买衣服”。
那时，他有90%的同事每月都寄钱回家。而他通过员工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寄钱回家的，比以前少了很多。“女工们买衣买鞋买化妆品，有些男工工资不够花，在发工资前还要借钱”。
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工厂食堂里吃饭的工人明显少了很多，很多人到外面吃喝。作为品管部主管，崔文斌的手机是几百元钱买的，而他们的手机都是1000多元钱的。
“他们把手机音乐开得很大，别在屁股口袋里，走起路来，屁股一抖一抖的。”崔文斌形容说。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吃饭、房租水电、医疗费用开支上要低于老一代，而个人培训、上网、日用品开支项目上要高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有56.9%的人有储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有86.9%的人寄钱回家，每年寄回家乡平均费用为4244.2元，占其总收入的19.2%。
工厂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责任心较少，生活压力小，所以流动频繁。
今年，“奋达”招工3000多人，先后离职2000多人，现在每天都招工。
流失的原因，是工人们对工资不满意，或者不满原公司的伙食、宿舍环境、车间管理等等。尽管该厂的食堂被外人承包，菜式多样，连工厂老板都在食堂吃一样的饭菜，但仍有60%的员工对伙食不满意。
来自广东茂名的钟林坚，1987年生，高中毕业后来深圳打工。尽管他知道辞工后寻找工作的那段时间没有收入，只能耗费积蓄，但他仍然每3个月跳槽一次，原因是，工作没有新鲜感。
但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的负责人张宣(化名)认为，年轻时跳槽频繁，是正常现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到了25岁就慢慢稳定了。
“奋达”人力资源主管畅亚妮的妹妹也在宝安打工，可是这个90后的女孩认为工作服很难看，她只想穿自己的衣服。她原本以为上班是有趣的，但现实和想象有很大差距。
“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人都有个性，比如我们在招聘时，要求男工不要留长发，他们也剪了，可是不久又留了长发，还染了颜色。他们已经不适应以前的普工管理模式。这是个性和集群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畅亚妮说。
畅认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人，也追求个性，但他们知道最终要适应社会，适应制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只追求个性，比较漠视制度。
为兴趣自由而工作 以前，工人们无条件接受管理人员的安排，而新生代员工不再配合分外的工作安排
工厂管理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容易了。
老一辈农民工因为害怕被炒鱿鱼，不敢顶撞管理人员。但如今劳工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担心失去一份工作，也不在乎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工厂再难用工资来约束工人了。
如果在生产流水线的某个环节出现次品，基层管理者往往会高声责骂，而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一味忍受了，他们希望管理人员耐心解释。
来自茂名的钟林坚认为，管理人员应该先查明工人为什么会犯错，“有时候一个人做两个工位，而流水线上速度非常快，偶尔出错是正常的”。
如果管理人员调动他们的岗位，必须说服他们。但管理人员则抱怨说，“在生产线上，根本没有时间慢慢解释”。
钟林坚虽家在农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但仍受父母宠爱，他读完高中，不打架，不抽烟，不喝酒，不给家里添麻烦。他还考上了大专，但父母认为读完大专也是打工，因此没让他继续学业。父母偶尔让他做农活，他并不情愿。
这样的出身，让他很难接受工厂管理人员吆喝式管理。”有时候真想抽他们“他说。
以前，工人们无条件接受管理人员的安排，分内、分外的工作都做，而新生代员工不再配合分外的工作安排。
“现在要安排一个分外的工作，先找到工人，先要表扬说，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有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你愿不愿意做？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愉快地接受任务。“奋达”的崔文斌说。
“奋达”的萧晓分析认为，新旧农民工之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农民工，已经吃过很多苦，所以后来打工时，即使遭遇侮辱人格的谩骂也能忍受。之后，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们通过劳动，能够解决温饱，而且由于计划生育、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原因，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人基本上都不务农。再加上，目前，他们还不到养家糊口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比较小。因此他们是为兴趣、自由而工作。
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的负责人张宣称，很多企业的老板以前也是打工者，有过艰苦的经历，现在他们当了“婆婆”，就不能接受新生代农民工们不听话的表现。
而工厂的管理就在厂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摩擦中不断发生改变。
近几个月来，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连续聘请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员工进行“员工心理管理艺术”的培训。
公司的激励机制比以前也有增加，比如每月评选一次优秀员工，不仅给予奖励，还将作为内部提升的参考标准之一。
“奋达”不仅有舞厅、图书馆、医务室，还有运动场，可以踢足球，也可打篮球。
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认为，工厂管理确实更加人性化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工资待遇”。他认为，工人待遇实质性变化并不大，以前包吃包住，物价又低，现在虽然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有的工厂不包吃，有的不包住了，物价又上涨，所以实际所得并没有增加多少。
谈恋爱是一种“娱乐” 汪宗兴以前的女朋友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但他嫌她家只吃馒头，而且太远，不愿意和她结婚
而那些被改善的工厂环境，工人们却少有机会享受，因为加班虽较老一辈农民工少多了，但仍然很严重。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0.8%不用加班。每周加班9个小时以下的占33.2%，加班9-12个小时的占16%，加班12小时-18小时的占17.3%，加班18小时-24小时的，占15.8%，加班超过24小时的，占6.9%。
因此，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康乐部负责人黄小娜说，即使把“小小草”搬进工厂里，工人也没时间娱乐。
“小小草”是一家劳工N G O，于2003年8月2日注册成立，由香港乐施会提供资金支持，主要为外来工免费提供读书、看报、看电影，以及组织郊游、唱歌等文化娱乐服务，同时，开展普法，并为外来工提供法律咨询。
她位于深圳龙岗189工业区附近，服务的社区约有十几万外来工，但每日进入该信息中心的外来工只有100多人。
而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和老一辈也完全不同了。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主要有上网、看电视录像、逛街、与朋友聊天等，与老一代相比，他们上网、培训学习、逛街的比例高于老一代，看电视录像的比例低于老一代。
“网络也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最新的信息和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价值更多地受到网络影响。”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报告如此表述。
1987年出生的邓世平感觉自己和同宿舍的90后农民工有着很深的代沟，“我邀他们去书店看书，他们说看书有什么用？已经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打工。他们只喜欢上网打游戏、聊天”。
所以，邓世平在美津电子厂数千人的龙华厂区没有朋友，放假时，他找朋友去喝酒、聊聊未来，而朋友都是他当年的同学。
邓称，他们上班5天，每天12小时，有双休日。在双休日，很多工友都去唱歌、按摩。
而龙岗光台电子厂工人汪宗兴称，业余时间，上网、去酒吧喝酒、唱歌、打台球，“都是会享受的人才去玩的，其他的人都在睡觉”。
对于很多工人而言，谈恋爱是一种“娱乐”，他们对男女感情较为随便。
汪宗兴以前的女朋友，是甘肃人。她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但是他嫌她家只吃馒头，而且太远，不愿意和她结婚。他希望两人能在一起打工攒钱，成家立业，但她又不愿意，所以她一个人回甘肃了，他并没有挽留她。一个月后，他想去找她时，才得知她已经结婚了。
“这让我很受伤，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一个人，和别人结婚呢？”汪宗兴受伤地说。他认为这个经历使他至今对爱情保持着距离。
如今，自称受伤了的汪宗兴很久没有谈恋爱了，业余时间，他会到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学习谱曲、作词，他自己作了一首歌，叫做《一直在漂》，倾诉了自己没有归属感的打工生活。
他想回老家建房。而在1400多公里外的湖南怀化的一个村子里，乡邻们都搬到山下，仅他一家还在山上，他无颜归乡，想家的时候经常弹唱许巍的《故乡》。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鲍小东 实习生 陈德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