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徐东还 河南报道
67岁的李新德是河南省郸城县朱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住在一间距离省道很近，光线很差的租房里。八月初的一个下午，他正在给一个患有感冒和流鼻涕的四岁小男孩看病。天气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这个叫乐乐的小男孩只穿了一条短裤。李也没有穿医生的白大褂，而是身着白背心和深蓝色的裤子。
用废弃的药品箱摞起的一面墙，把这间50平米的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间的四张单人床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床上铺着陈旧的白床单，床旁边立着四个生锈的输液架。里间是李和妻子的双人床、一个药品架和李的桌子。
李从乐乐的腋下取出体温计，走到靠近窗台的桌前查看结果。李的桌上堆满了半开的药盒和一次性注射器的包装，没有太多的地方准备药品。
“38度，”李医生对乐乐的奶奶说，她坐在门边的一个小板凳上。“要打一针抗生素。”。
乐乐在奶奶怀里哭喊和挣扎着，同时李医生在乐乐的小手臂上做皮试。过了几分钟，李走过来看乐乐有无过敏反应。“他没事，”李边说边用手摸了摸乐乐的针孔。
当李医生再来给乐乐打针时，乐乐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李从桌上的一个罐子里，用手指捏出一个酒精浸泡过的棉球，在乐乐的屁股上擦了一下，然后迅速地注射。打完针后，他把注射器上的针管拔下来，递给乐乐玩，然后把用过的针头扔到了桌子下面的桶里。那个桶里大概装着几百支用过的针头。
乐乐和奶奶在门边等着，李把药片分在四个小盘子里，盘子看上去不很干净。“每天服三次，”李边说边把药片装入小纸包里，递给乐乐的奶奶。
在他们离开后，李走到院子里，用脸盆里的水洗手。刚才，他曾用这盆水，招待之前的一位客人。
病人流失严重
站在院子里，李说，尽管自己的诊所位置便利，而且他的服务既快捷又便宜，但是来这里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除了一些住得很近，并且多年来一直找李看病的家庭之外，很多人都去了由政府资助的新诊所，那里的设施更为齐全。 “很快，我就会没生意了，” 李说。
李说，如果失去了诊所每个月约600元钱的收入，仅仅依靠妻子照料的四亩地生活，那将是很困难的。
作为一名 “赤脚医生”，李曾经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医疗队伍的一员，他们将基本医疗保健推向农村。1964年，时年21岁的李，在邻县学习了三年中医后，成为了村里的一名医生。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这可能是他在卫生工作上最重要的指示——批评了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号召医生走向农村。
同年，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李被派到镇上的医院，接受城市医疗队组织的一年医疗培训。在南方，这些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经常赤脚在稻田里劳作，所以被称为“赤脚医生”。
赤脚行走在稻田间，一个肩膀上背着医药箱，一个肩膀上扛着耙子，一手拿着毛泽东语录，衬衫上别着毛泽东的徽章 ——很多六十年代宣传画上，中国赤脚医生的形象就是李的真实写照。
李工作努力，很快就在他照料的七百名村民中赢得了声誉。李说，那时经常药品不足，于是他就经常自制草药。“我能处理很多小病和常见病，” 他说。“但对于病重者，我会立即让他们去镇上或者县里的医院就诊。”
一级医疗
赤脚医生是中国三级医疗保健系统的第一级。平均起来，大约每一千人有两个医生。接下来的两级是，由助理医生任职的乡镇医院和资深医生任职的县级医院。到今天，这种三级医疗保健系统仍在运行。
从前，霍乱、伤寒、疟疾、麻疹、天花和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农村异常猖獗。赤脚医生们站在疾病控制的最前线，为控制传染病的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我们吃了多少苦，” 现年72岁的于兴林说，于曾经是党庄村的赤脚医生。“我们没有帮手，所有的检查都要自己做。当一场传染病到来时，我一天不知要做多少粪便化验。”
毛关于农村医疗的指示也加速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它是一个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医疗计划。 “我们和农民一样靠村里记的工分吃饭，” 李说。“社员的医药费基本上由生产队负担。”
到1976年，这种医疗系统已成功吸纳了90%的中国农民参加，他们从中获得了很便宜的医疗保健。根据北京公共卫生信息网站统计，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最多曾达到了180万。
但是，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集体经济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集体资助的医疗合作随之瓦解。很多赤脚医生转向了个体经营，以收取低廉的医疗费谋生。
很多李的同行，看到这个行业没有前途，就去做了农民或者转行做别的工作。李却选择了继续行医。然而，更多有抱负的医生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高考，从而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开启了成功的事业。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不再“赤脚”
1985年，卫生部废除了“赤脚医生”的称呼，更名为“乡村医生”。像李这样的医生，要想继续为病人看病，就必须通过考试。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大量中国农村人口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在农村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于2005年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按照这项计划，今年，每人每年的医疗筹资标准是150元，其中，中央政府出60元，省级政府出60元，其余由农民个人负担。据《人民日报》6月7日报道，截止到2009年底，有8亿3千万农民，大约90%的农村人口参加了该项计划。
难以竞争
根据新的医疗计划，每个村只能有一家政府指定的诊所。竞争相当激烈。像李这样六十多岁的乡村医生，很难被选拔上。但是那些幸运的人却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在左庄村，曾经是赤脚医生的57岁的于文亮就是这样一位幸运者。他在一个700平米的院子里，经营着一家政府指定的卫生所。这座两年前盖的平房，是按照政府的标准设计施工完成的，其中有诊断室、治疗室、免疫室、药房和宣教室。 “这栋房子耗费15万元，”于说。“其中政府出资3万元，其余的是贷款。”
38岁的侯春芝，在陪着12岁的女儿苏伟艳在诊所治疗胃痛，说：“这里的设施比私人诊所好很多。”
于这里相比，李的诊所却显得破旧、简陋。 “我从来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 李说：
因无法和政府资助的合作诊所竞争，李一直在考虑退休。在过去两年，他和陷入同样困境的一些老赤脚医生，多次到县卫生局反映情况，希望政府能把他们纳入国家卫生事业退休人员的范围，享受退休待遇。但是每次他们的请求都被拒绝了。
“就这个问题，上级部门没有给我们任何政策，”郸城县卫生局副局长晋从国说。“他们在竞争中落伍，自然应该给淘汰。”
有所表示
但是，这些赤脚医生的困境也获得了一些学者的同情，比如北京大学医学史教授张大庆。
“赤脚医生为国家医疗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张说。“现在，这批人剩下的也不多了。政府应该也完全有能力为他们提供资助或者建立一项基金，使他们能安度晚年。”
面对县政府官员的冷漠甚至是威胁，李和他的赤脚医生朋友们并不打算放弃。 “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政府应该对我们有所表示，”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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