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定时代，经由个体心灵深度体验的生活滋味、生命质感、精神含量和个人方式等，是一切优秀散文应有的公约。此为散文之本，亦为当下散文之所需。
散文创新作为一个话题，其真实性是基于特定的语境而生成的。因为从文学本体看，创新是其永恒的主题，能够进入文学史叙事的，都是那些在内涵或形式上创造了新质素的文学家和他们的创作。
散文创新话题意义的发生指向特定背景
就散文文体史的演进观照，创新之声绵延不绝。唐宋文学革新运动，要者是古文运动，旨在摈弃华而不实的骈文，倡导质朴写实、行文自由的古文，强调“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晚清梁启超鼓呼“文界革命”，自创“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清代学术概论》)。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借取外国文学里所谓论文的一种，给出了“记述的，是艺术性的”“美文”的命名，以为“在现代的国语的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期待“新文学的人”“试试”美文这样的文体(《美文》)。由此可见，散文创新话题意义的发生，都是指向特定的背景的，即如唐宋古文运动之于骈文，梁启超“文界革命”之于桐城八股，周作人“美文”之于教育的而非审美的时务文体等。
文化散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史叙事的重要话题。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对既成的散文文体的一种“破体”，他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的感受。”富有新质的散文文体建构，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史书写不可漠视的一节。可是，余秋雨也没有走出创新者最后自身悖论化的宿命，他无法自我超越以及文化大散文日益的泛滥，使之成为需要我们反思的对象。这样“新散文”乘势而出，这种写作在话语空间的拓殖，特别是对主体自我的表达等方面，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经验。但是“新散文”到目前为止，大致上还是一种概念大于实际的写作形态，其主要的症结在于主体的 “为文造情”。
正视目前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
一般地讨论散文创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散文的创新需要从问题出发。而观照当下散文存在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正视并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其实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创新，而是回归散文本有的写作伦理。梳理目前散文写作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书斋文字多，体验性书写少。从文体反映对象的方式视之，散文是偏于表现性的文体，主体对于书写对象独特而深刻的感受是写作发生的关键，是优秀散文生成的基础。读现在的散文，纸面的文字太多。作者居处舒适的书斋，将读书转换成写作已经成为他们常态的生活，从文字到文字，作者大约算是做着文字的搬运工。这类文字的作者可能以所谓的博知而自得，然而没有了作者生命体温的写作，只是靠“掉书袋”而为，终究没有多少价值。也许有作者是自觉取法周作人，把自己设计成“文抄公”。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周作人选择了“闭门读书”的自我保护性生活姿态，有大量的文章可谓是“巧妙的抄书”。其实，散文家周作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能写出《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这样具有作者实感、冲淡而有韵味的美文，而不在于那些“掉书袋”的文章。
二是历史打捞多，现实观照少。对于历史题材的热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中值得关注的一种普遍现象，历史小说、史志报告文学、历史纪实等写作大行其道，而历史散文则占了此间散文格局的大块地盘，有时到了散文言必称历史的地步。应当说，散文的题材是无限广阔的，历史的种种应该在散文中得到有意义的存活。但问题是，散文的过度历史化，有故意躲避现实的嫌疑，而且也显示着无视主体基于现实的感悟。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简单说散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轻骑兵”，但毫无疑问的是，散文应重视对于现实的观照，重视主体在现实中独特的身心感悟，书写现实中人生的状态、心态，以及人性的现在进行时态等。散文题材的过度历史化与历史大散文的风行有关。其实，有意义的历史文化散文，不只是一种向后的写作，其间应灌注主体的当代思想和情怀。
三是诗化散文多，生活本真纪实少。散文本是一种贴着地面行走、呼吸着主体生命气息的文字，真诚真实是散文的基本品格。但受制于杨朔“将散文当作诗一样”的观念，也有片面地理解文学“主旋律”的意义，追求一种“装饰性”的散文写作，散文少了一种生活的质地和分量。生活不只是有诗的漂亮与烂漫，也有许多难耐与痛苦。在中国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期，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动，有的主动地适应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分享着诸多的快乐、幸福；而有的则是“被转型”，在物质中心的时代，经济社会的利益优先原则与公共社会均衡性原则的内在矛盾，使得弱势者既无法获取丰裕的经济利益，同时在精神层面又难以承受生活之重。散文可以有轻歌曼舞，也可以面对历史文化做多声部咏叹，但散文更需要记录现实生活多种的本相。
四是宏大叙事多，个体生命感悟少。散文的这种状况与中国散文“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有关，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集团”之道的演绎总是强于个人之志的书写。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大散文其实就是一种“新载道”散文。理想的文化大散文，是基于个人生命感悟的一种具有某种现实关怀的历史书写。面对历史存在，主体生发独特的感悟与思考是文化散文写作发生的前提。其实，问题不在于散文是载道还是言志，而在于道或志的生成有赖于作者源自生命本体的感知与体悟。离开了这种感知体悟，无论是载道还是言志都不过是一些浮泛之作。一看杨绛的《干校六记》题目，就可以知道是反思重大历史之痛的散文，但作品叙事点的设置并不直接指向民族历史之大，而是着重叙写“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插曲”，在这“大”与“小”之间，达成了散文写作所必须的宏大与具体的和谐。
五是琐屑絮语多，超越事象的精神深度写作少。从报纸特别是晚报副刊可见，现在的散文越来越“一地鸡毛”了，个人记忆的碎片、有闲阶层日常生活的花絮等随处可见。这些文字除了能填满报纸日益扩张的副刊，满足读者像不得不吃方便面一样“将就着读”的阅读之外，能参与读者精神建构的元素是很少的。或许在今天这样的散文格局中，絮语散文应是其中的一个版块。但我感到不足的，一是充斥着的絮语散文，以絮语的浮泛稀释了散文应有的精神含量和思想深度。所谓絮语散文很多成为一种文字快餐。二是散文摹写事象、抒发心性，要能基于此而不拘于此，要能超然物外而抵达人性的大端和人类精神的理想境界。
散文之“本”指向真实的生活
所谓散文的创新，其实就是对当下散文存在的不满的间接指说。散文主要不是一种技巧性写作，所以在形制上过多地设计散文的创新，可能只是舍本求末的低效操作。 “新散文”等对于散文创新的努力不可谓不大，但之所以收效未能尽如人意，其症结大概即在于偏重追求外在的可见的创新，而未能得其根本。基于目前的问题，在我看来，“返本开新”不仅是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散文应是一种朴实的文体，其间应有生活的况味，生命的质感和精神含量，散文就是以个人的方式真切、真诚地抒写生活、生命，以及深蕴其中的精神的文体。这就是散文文体的“本”。由此可见，我们目前的散文创作需要更贴近地面。这里的“地面”意指一种“实生活”。 “实生活”是对散文泛历史文化写作的反拨，现在该是散文由历史回到现实的时候了。同时这也表示着放弃对“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等“小生活”散文的留恋，走向底层普通人的大生活。
散文之“本”指向真实的生活，也指向个体的生命。散文作为一种纪实性写作，所写无论是外在的客体还是主体自身，其进入文本的前提是，要经由作者作为生命个体独特的感受。没有主体独特而又深刻的感受，散文是难以达到高品质的，充其量不过是漂亮的“作文”。所以，抵达生命成为散文写作的关键之所在。而在一个高度物化的时代，生命感知的钝化会严重影响散文写作。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公认的当代优秀散文，就在于它来自充沛的生命感受和悟觉，来自于对困厄的个体生命超越的通达，来自于对生命深部的抵达。作者以肢残之躯居处地坛，在静默之中充分感受自己，也观照他者，且由一己命运念及自然大千，升腾起一种真实的感人之深的人类精神。生活、生命和思想是散文写作的基本要素。
在我看来，生活、生命之于散文是有特指性的。至于思想，当然不需要每篇散文都要思想着。但作为一种类的存在，思想之于散文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强调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是因为散文写作更需要主体的独立自持，更需要作者的个性。而独立和个性是生成思想最重要的主体性条件。散文的思想表达有其特殊性，大约是介于小说与杂文之间的一种方式。抽空了思想的叙事抒情，散文就成了表面化的制作，是缺少重量的。而一旦思想太直白，又大约会演变为说教，没了散文应有的滋味。散文家不仅要观察和体认生活，还要思考生活。思考性散文不是没有，但真正有思想和智慧者并不多。现在以思想为美的散文太过稀缺了。
我以为，基于特定时代，经由个体心灵深度体验的生活滋味、生命质感、精神含量和个人方式等，是一切优秀散文应有的公约。此为散文之本，亦为当下散文之所需。
(作者：丁晓原 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