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无助，体制之憋
当今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体制不变，憋屈难除。
记者/张 伟
桑兰灿烂笑容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痛苦、纠结，和太多的不解和委屈。当年，驰骋赛场上的她曾是金牌选手、世界冠军接班人，然而在她倒下之后，在轮骑上的12年时间里，一些她曾经依靠的单位领导，从来没去看望过她一次，伤残后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到位。更有体操中心领导声称：宣传桑兰会让孩子们远离体操……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这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悲哀，更是体制的缺憾。伤残运动员的救助和保障问题，引人深思。
伤残运动员保障欠缺
正如上海体育界资深专家段翔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所说，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全民体育，要想在竞技体育领导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奥运会上登上巅峰，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都要进行魔鬼训练。不同的是，在欧美一些体育事业发达的国家中，体育训练更加人性化一些，运动员自我选择的空间更大，运动员的伤残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而在中国，“金牌任务”更加沉重，而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运动员的保障制度却很不健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桑兰是幸运的。然而，桑兰的幸运更多是一个特例，在中国，许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没有保障，一些伤残运动员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同样是运动员出身的滑冰名将叶乔波就曾呼吁：“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关注2008奥运会成绩的同时，还要想到有比金牌更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在那年的政协会议上，她还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问题及建议》提案。“面对退役运动员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难，我们制定政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一位官员说，“我们手头有许多研究如何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的课题，但大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船大难掉头。整个体制就是这样，指望国家财政为提高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位体育官员说出了大实话。客观地讲这些年国家为退役运动员的确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举国体制之下那些没有成绩、默默无闻的专业运动员(也被人们称为是塔基下的运动员)真是太多了，全靠财政拨款、强行安置是行不通的。在桑兰伤残后的第八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文件。目前很多地方体育局由于种种困难，一直无法落实。
据记者了解，随着各省区市各级运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退役运动员也在逐年增多，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非奥运年每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本该与之适应的就业率却是逐年下降，相当一部分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队中，有的甚至长达10年之久。得到“妥善安置”的退役运动员只有千人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在国家队里出成绩的运动员，基本上都不愁退路。但对于塔身和塔基，也就是国家队的基础力量，我们的保障力度相当薄弱，更何况还有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的区别。” 叶乔波告诉记者，“其实，‘安置’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叫法，现在的说法是一次性补偿，补偿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目前，经济发达地区最多有给退役运动员补10万元的(这10万元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几千元，而且还不容易拿到。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来说，带着一身伤病离开奋斗多年的运动队后，只能拿几千元补偿费，确实令人同情。
由于从小投身体育，退役后创业难就业也难，在上世纪90年代，只有获得世界大赛前3名的运动员退役后才有免试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已把限制条件放宽到全国比赛前3名，即便这样，90%的退役运动员仍然得不到“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退一步说，那些上了大学的退役运动员，很多都只是“混”个文凭而已，能够踏踏实实学习知识的运动员并不多见。
“现行《体育法》纲领性过强，没有对运动员伤残医疗保险、社保互助进行具体的立法保护。”叶乔波说，“所以，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运动员已成为了社会负担，并非是危言耸听。”
从桑兰打官司事件也可以看出，她在等待12年后才决定走上法庭，是因为当时受到太多的限制，被人以“脑子摔坏了”为由剥夺了说真话的机会。如果她是一名美国运动员，如果惨祸发生时就决定打官司，桑兰或许真的能获得巨额赔偿。所以，桑兰心中的委屈和郁闷，其实凸显的是体制的弊端、立法的欠缺。
举国体制“后遗症”
《新民周刊》采访桑兰时，她谈到的一个细节让人震惊：“体育中心某位领导要求央视主持人不要再宣传桑兰了，(因为她的伤残)现在练体操的孩子都越来越少了……”看得出来，有些人并不喜欢桑兰，甚至讨厌她，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怕桑兰影响了他们的“体操事业”。
可是，仔细想想，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真正把体育当成“出路”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这跟桑兰又有什么关系呢？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随着中国老百姓对体操训练越来越了解，有多少家长会把孩子送到红地毯上？
按照那位体操官员的逻辑：在巴西是否会因为一位足球队员场上猝死，许多人从此不踢足球？在美国，是否因为短跑名将乔伊娜的猝死，很多人远离田径？显然，那位体操官员的想法是很片面的。说到底，现在的中国孩子之所以不愿意选择体操运动，是因为举国体制下的训练手段太过于军事化。多年来，中国体操为了追求成绩，强调难度，严格控制身高、体重，在中国练体操，退役后女孩子的身高一般都在1米5以下，男孩的身高都在1米6左右。然而，在国外体操女运动中，我们却看到1米65的霍尔金娜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绝非偶然。有专家指出，如果俄罗斯名将霍尔金娜生在中国，光凭她那两条大长腿就早早被体校淘汰了，就算她再热爱体操也别想进入国家队、征战奥运会……
由体操项目，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体育项目，在中国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要想获得成功首要因素并不是他自己的爱好，而是在于教练员的选材和举国体制下的重点培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没有人在乎群众基础，没有人关心老百姓的喜爱程度。因此，我们发现中国竞技体育的传统强项，比如跳水、体操、举重、柔道、女子摔跤、射击等等，并不是群众基础好的项目，而在大家喜欢的三大球和田径、游泳项目上，中国选手表现得实在不行。这就恰恰表明，中国为何不是体育强国了。相反，在欧美体育强家，他们的竞技体育项目强弱，与群众体育息息相关，而且运动员从小就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
早在20多年前，作家赵瑜就对举国体制进行了解读。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赵瑜到当地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只见众多病人由亲友搀扶着呆立在医院里，而门诊室内竟空无一人。医生们到哪里去了？疑惑间突然鞭炮声大作，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雀跃欢呼，人丛中打出了“热烈庆祝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巨大横幅。 眼前这一群喜笑颜开、置本职工作于不顾的“白大褂”，与病人们苍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偶然的一幕让赵瑜开始心生疑虑：体育在这些医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开始搜集、查证资料，结果吃了一惊：中国3亿体育人口，但每年到医院看病者达25亿人次！这个更为巨大的反差让他焦虑不安，赵瑜决定写“强国梦”，文中全方位地触及了中国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运动员文化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等。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强国梦》对体育界的诘难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数量由当时的区区15块，增长到51块，在金牌榜上的位置由当时的第十一名，一跃成为笑傲世界的第一名。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敢称自己是“体育强国”。
由此可见，当今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体制不变，憋屈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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