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秋林的质疑，所有相关部门均未给出答案，只有吴大有解释说：“此次门票定价成本主要包括单位管理运行成本与单位未来假设成本之和。当然，当地部门以后必须按预算执行，否则物价部门可以查处。”
景点成“提款机”
8月25日，衡阳市物价局综合法规科科长张云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什么是未来成本，招待费能不能算进成本，还有一些支出，我也搞不清楚，要问湖南省价格成本调查总队。至于花费197万元修建的厕所，据我了解不只一个，有两三个。价格调查依法依规，至于结果，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我们只是受省物价局委托，按程序组织一个听证会。”
闵社林对《法治周末》记者解释：“为了申遗，我们装修购买了很多新设备，仅厕所的门框就是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汉白玉，一个感应水龙头就1000多元……管理局的22个部门，实际上就是区政府下属单位，不过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其中包括文物局、交警等所有吃财政饭的3100多人。关于招待费，我不能评价，但作为旅游区来说，招待费肯定要高一点。”
南岳大庙门票傍申遗涨价并非个例，丹霞山在申遗成功后，同样打出涨价的大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山西平遥古城，也举行了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拟将古城门票价格由100元调整到125元。
事实上，在涨声一片中，已经有取消门票并取得更佳效益的事例出现。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向媒体证实：“早在2003年，杭州西湖就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根据统计，虽然西湖损失了每年上千万元的门票收入，但免费开放的头两年当中，去西湖游览的游客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达几百亿元人民币。”
九华山佛教协会钱绍森认为，从表面上看门票收入减少，但香火的旺盛带动了其他产业，实际上收入更多。
央视评论员刘戈也质疑地方政府旅游景点高昂的涨价决心：“比如丽江，在2007年收取了1.65亿的古城维护费，却只拿出2000多万元用来做古旧建筑的日常维护，其他的都用在了别的去处。所以通过上述案例来看，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把景点当成了一个上市公司，当成了一个‘提款机’。”
“申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傅达林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就似乎犯上了“申遗病”，一见到旅游景点就想申报，动辄耗费十几个亿的资金，一旦“申遗”成功就即刻当做“摇钱树”搞起市场营销，申遗俨然成为一些地方的生财之道。
一条完整的申遗利益链清晰可见——地方政府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去申遗，成功后再以申遗耗费和保护需要为借口提高票价，两头负担的都是普通民众。
很明显，这是一种变异的申遗逻辑。基于经济效益的原始动力，申遗的初衷已经不是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在疯狂地开发与运作中赚取“孔方兄”，“世遗”完全成了敛财的道具。
这种利益驱动下的申遗运动，首先带来纳税人的负重。巨大的申遗耗费最终由普通公民埋单，而百姓生活所必须的公共设施却经常“挤不出钱”修缮，如此劳民伤财的申遗，不知地方政府是否取得纳税人同意？又不知地方人大履行了什么样的预算审批程序？不难想象，地方政府部门理财中民主成分的缺失，人大监督效能的弱化，都是“申遗热”中反映出的要害性政制论题。
即便申遗成功，太过逐利性的旅游资源开发也容易让文化遗产处于险境。
自平遥古城、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后，明显增多的门票收入和旅游综合收入让其他地方屡试不爽，主管部门关注的始终是盈利数据，而对其中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充耳不闻，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就因游客猛增造成壁画变色剥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当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必然与旅游开发相冲突，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的申遗视为不可取的牟利行为。最终判断申遗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中达致平衡，将申遗和世遗开发限定在正当、合理的限度内。而在地方强烈的利益驱动背景下，要实现申遗的科学化、正当化与理性化，显然无法寄望于地方部门的自觉。
笔者认为根本上还需要从推行预算民主和健全法律制度入手，以民主所激发的强大民意和法律所蕴含的强制理性，去遏制地方政府趋利性申遗的盲目与冲动。
与会者披露听证会真相
法治周末记者 韦文洁 发自湖南衡阳
因为发言被限制在5分钟内，罗秋林在听证会上的发言4次被打断。接受《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时，罗秋林强调：“我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只是消费者弱势群体中的一名代表、一个普通的律师。”
质疑听证代表被当木偶
记者：为何在听证会上4次被打断发言还要坚持？
罗秋林：《南岳大庙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资料汇编》共计97页，跨学科，涉及法律、会计、审计、宗教等多方面知识。如果是真正地进行调查研究，5分钟肯定不够用。
如果开听证会仅仅是走过场，把我们听证代表当木偶耍，完全没有必要。
记者：你觉得听证代表被当成木偶？
罗秋林：国家有规定，因成本支出大幅增加确需调整的，应当在调价前两个月向社会公布。但是，本次听证没有提前两个月向社会公布，因此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
地方性法规只规定南岳区人民政府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并没有赋予南岳管理局的合法身份，所以，湖南省南岳管理局自然没有申报资格。
既没有申报资格的组织者，又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你说听证代表们算什么？
记者：从表面上看，此次听证代表构成比较全面。
罗秋林：恰恰相反，本次听证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本次听证会12名消费者代表中，没有一个省外的代表。南岳风景区作为全国5A级景区，其价格的调整关系到全国其他省份的消费者的利益，有规定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外地消费者代表参会。
此外，听证的代表忽略一个特殊主体——南岳大庙内的道教和佛教代表。
“未来成本”闻所未闻
记者：此次涨价听证会，管理部门提供了必须涨价的成本依据，需要养活22个管理部门，是否这样？
罗秋林：虚构，纯属虚构。据我调查南岳区编办的结果是：南岳区政府只有19个部门，而且人浮于事。
记者：在衡阳管理部门罗列的成本中，何为“未来成本”？
罗秋林：这就非常可笑了，中国会计学会(1996)将成本定义为：成本就是企业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而耗费的本钱。这就是说只有发生过的才能称之为成本，把未来列为成本，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闻所未闻。
记者：还有738万余元的其他支出，“其他”是什么？
罗秋林：我只能遗憾地说，根据南岳提供的资料，无法显示出“其他”是什么。
记者：对招待费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罗秋林：没有，2009年的招待费高达895万元。如果是招待庙内的宗教人士，宗教人士说他们吃的是斋菜，根本花不了那么多。我算了一下，平均两万多元一天，每天都可以吃上半斤“冬虫夏草”了。
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
记者：目前中国很多景点都有涨价的打算，如何看待？
罗秋林：这实际上是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其实际操控权和决定权都是掌握在地方利益集团手中，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反对意见，对其行为进行约束。
风景景点归地方政府管理，价格听证会由地方政府召集，而且全是“本地人”参加。这样的听证会难以保证公平。5A级景区或世遗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公共属性，理应属于全民所有。
根据我国价格法规定，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而目前，管理旅游资源的地方政府只能派代表参加听证会陈述涨价理由，最终是否涨价，应由全体代表作出决定。请管理部门尊重民意，慎重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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