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不是中国人信仰缺失，不是简单的信仰危机，而是缺乏信仰表达的自由空间。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林林总总，花样丰富。但是，有没有一个主宰性的信仰关系，制约了中国信仰关系的自由表达，同时又缺乏一个值得全社会信任的公民信仰？有没有一个很强势的信仰关系，抑制了其他信仰，从而使人们无法在社会中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只能依靠高人、富人与权贵的“神秘忽悠”？
因此，中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是中国人缺了信仰，而是中国信仰缺乏了普遍的、超越的、神圣而终极的价值。一个人什么都信，其实就等于什么都不信，只能信奉他所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
换句话说，缺少普遍、永恒、终极关怀的信仰关系，就不会构成一个社会的普遍性价值认同。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内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会蜕变为私人信仰的狂热。而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应的规范、法则，无疑也会蜕变为狂热的神秘信奉，呈现为官场巫术、商场巫术、家庭巫术、民间巫术等表达形式，表达为巫师与顾客间的私人交易。
传统的信仰关系，往往以个人功利及其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义的、私下的、等级式的、忠诚于个人，意味着涂尔干指出的“机械团结”；而现代信仰关系，则以非个人关系为中心，价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义的、公开的、职位分工式的、忠诚于法律，建构为涂尔干期待的社会“有机团结”。与此相应，现代信仰认同区别于传统信仰认同的关键在于，一个信仰体系，它要确立的不仅仅是同一信仰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是不同信仰者在公民社会及其认同基础上的理性化建构。
如此观之，这早已不是什么信仰危机或信仰重建等简单问题了。当下中国社会，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
(作者为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走出信仰的迷思
文 本刊记者 赵灵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起飞，是在大乱之后开始的，没有思想启蒙运动。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只是为政治路线的转变做了准备，“摸着石头过河”、“猫论”意味着行动在意识之先、理论准备不足，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类试图建立引领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的著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法制意识，平等、自由、民主及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公德与良心、正义等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如影随形的现代观念，至今仍付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矛盾的凸显，民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危机也日益凸显。
这种危机，在很多时候被归结为“信仰危机”。于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指望通过彻底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复兴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似乎只要所有中国人都信了教，精神危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环顾世界，当代的暴力冲突往往贴有浓重的宗教标签：北爱尔兰长期的暴力、中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恶，更不用提有着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背景的恐怖分子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而在这些社会内部，也很难讲精神危机的问题就全然不存在了。
在中国，虽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或“国教”，但世俗性的信仰，其普及程度之大、覆盖面之广、所引发的狂热之猛烈，是让很多宗教都望尘莫及的。过去60年，我们信仰过“红太阳”，信仰过 “三面红旗”，信仰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信仰过“四个伟大”、“三个无限”……然而，短暂的狂热之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先辈以至同辈的许多人被自己的信仰所击倒、甚至陷入无力自辩的困境时，巨大的空虚感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很多人从盲目的相信迅速滑向了什么都不信。以至于，现在只要提到革命英雄和先烈们的理想或信仰等，大家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进行道德上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些革命先烈真的像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么高尚？这会不会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欺骗？
显然，信仰属于高层建筑，却不是形而上、虚无飘渺、无迹可寻的东西，它的有无存亡仍然受制于物质基础以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制的信仰和道德宣教无助于解救精神危机。
今天，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存在诸如贫富差距、腐败、社会正义不彰等问题，每个人都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螺旋中，被一股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裹挟。人人都或多或少知觉到问题之所在，却深感渺小和无能为力，一些人转而寻找宗教的精神依托，或投向所谓“大师”的怀抱。
那么， 一个官员，沉迷于神佛，是他的信仰危机的反映，还是那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官场文化和升迁规则使然？一个学者，抄袭剽窃，是他没有信仰造成的，还是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圈风气败坏造成的？这恐怕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至少，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断定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是所谓的“信仰缺失”而导致的。如果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解决，即使所有的人都信了教，也无法解救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个人而言，信教是个体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单单信教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人道德高尚和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标榜，信教者在道德和精神上是否高于不信教者，这一点需要到现实中去检验——一个信教的学者是否比不信教者更有道德，至少要从学术规范和师生关系等方面详加审视，信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信教者在不信教者面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同样无助于解救自己和他人的精神。
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对象的自由确立和自由选择。同时，也必定会尊重和宽容别人的信仰，甚至达到宽容不宽容的程度。这就需要社会有充沛的理性，人民拥有判断力，有拥护权，也有反对权，能够从自己出发，自己做主，不受任何他人支配，而不是在权力的指挥棒下迅速地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环顾世界，每个国家在其崛起的阶段，无一不在精神上体现出乐观豪迈、生机勃勃的气象，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是在精神上疲惫懒散、媚俗、麻木、冷漠、自私的状态下跃上自己的巅峰的。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的历史不可谓不波澜壮阔，各种救国思想，治国方略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但时至今日，“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远未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还远未完成。
用兼容与开放化解精神危机
——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文 特约记者 叶 蕴 发自新加坡
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尤为严重
《南风窗》：目前，中国社会似乎存在着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价值理性，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尊严等内涵被忽略，人们却视金钱、物欲、成功、地位、权术为信仰，您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王赓武：我的印象，中国的大城市因为发展得非常迅速，尤其是竞争性特别强的行业，对物质的追求特别强烈，也许存在这种特殊的精神问题，至少这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但中国那么大，许多人在小城市里生活，许多传统价值观有所保留。据我的观察，虽然小城市也深受大城市的影响，但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民情。我不敢说普遍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精神危机，因为中国太大，从城市到乡村，在精神层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社会提出批评，为社会向前看也是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当知识分子提出这种“精神危机”的命题，已经反映了他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正在努力地批判和反思。这么多的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还没有到“精神危机”那么严重。我倒认为，“焦虑”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有了争论，就证明大家没有灰心，还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很庞大，总会有人把中国的近百年经验和几千年传统，以及外来的价值观的可取之处，融入中国文化中。比如，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因为当时各大思想流派并没有排斥佛教，反而开放地吸纳其中精华，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种“非排他性”正是中国文化的成功之处。中国文化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最没落的时代也是最封闭的时代。我个人认为，所谓文化的包容度，关键来源于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悲观。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各种问题，但是只要有人认为需要讨论和改变，还对此有所反思和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现象。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学热”。在您看来，复兴国学、靠道德宣教、提倡克己复礼能否让中国人走出这种可能的“精神危机”状态？
王赓武：传统的价值观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这种传统认同是很健康的。中国人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已经保留了一套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理解。在城市里，新的概念与旧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占了一定的上风。但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好有坏，中国人如何判断，恐怕衡量的标准还是从中国的价值体系而来。比如，重商的思想是伴随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金钱、物欲”的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问题。
警惕极端思想
《南风窗》：如您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精神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但即便是从全社会氛围看，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坍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赓武：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乐观，因为目前思想发展的大方向还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信心，包容度以及稳定性。我们不能让极端分子夺取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极端思想若控制一切，思想就没有办法解放了。各种争论应是自然而且良性的，只要不走极端，就能加深彼此的互相了解，探讨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没有事情能一蹴而就，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来源于知识分子缺乏耐心，要求过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拟定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有相当深度。但是，为什么温和的力量没有取得胜利？当时的政治力量希望用极端思想帮助夺权，国共两党都希望垄断一切，而这也是近100年中国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根源。
当今的中国，极端激进的思想越来越少，主流话语相对兼容与开放，争论的时候相对讲理与求实，互相尊重，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公共舆论的争论。我不敢说我不担心民族主义，如果纯粹感情用事非常危险。但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主流。每一个社会都难免有一些激进思想，但执政者必须相对包容，尤其是经济方面得谋求稳定。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尤其做得成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思想方面就不可能激进。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目标，人民也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悬殊。不平衡的环境容易产生激进的想法，执政者须重视这些问题，保证比较稳定的大环境，当然也包括在思想领域。
《南风窗》：精神危机是否只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常会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过去的“反精神污染”，最近的“反三俗”。
王赓武：所谓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不应该过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化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领域需要严格的调节和制度化，而现代经济领域则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不可避免。但在文化领域，包括价值观、思维、家庭、伦理、人际规则、组织团体，各有不同的互动与交往、演变。只要政治经济稳定，这些领域就应该开放门户任其自由发展，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能有所提升。
历朝历代，中国政治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通常更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在士大夫阶层，正是因为政治的控制，思想到了近代就显现出衰弱，也就有了精神危机。比如，唐代的科举制度非常开放，但到了宋朝和明朝，因为思想局限到了朱熹“四书五经”的解释，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远不如前，遭遇了西方的思想冲击后，整个士大夫阶层连同制度都垮掉了，而这却怪罪到“孔家店”头上，还要鼓吹“全盘西化”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是非常不智的。
中国有句老话，“山高皇帝远”。皇帝“统而不治”其实非常好！这保证了民间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我自己很认同民主的价值观，但民主的表现方法不是那么狭窄的，并非都需要投票，需要政治化的。执政者“不管”就是一种最大的民主。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控制的工具多样，技术也很先进。政府需要自我约束，对文化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稳定社会的力量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然后放手让社会与文化自由发展。
而据我观察，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显示出了相当的活力，虽然政府在思想领域依然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种表面上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我相信，中国的执政者对此也是非常有认识。所以，你只要观察中国的学术界、高校还有网络的言论，他们探讨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与多样化，有一种实质的自由度。但我不赞成把“民主”这个概念简化和过分重视，抬出来成为一切政治化的工具。自由与民主在某些领域密不可分，但在某些领域是可以分开的，比如在文化方面。不让政治掺入文化就是一种自由。我们不能期盼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中国，社会氛围已经存在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点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当然，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讨论“民主”，这不算是坏事。但民主不是解决一切的方法，在这方面不能过度简化。目前，中国的政治还不可能民主化，因为决策者对于稳定大局还没有信心。其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在不同地区有所弱化，尤其对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绝对的约束力，但不可能马上与其他思想对接，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执政者这种实质的“不重视”非常好，这样才能留给民众与社会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显示出巨大活力的原因。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这种活力太巨大了，几乎要走极端了，但我认为还算正常的现象，任何国家社会都不可避免。只要主流社会内的讨论还能保持理性、互相尊重，这已经是一种实质的民主。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