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菁
记者是在“3·15期间听说这桩乌龙事件的。临安一家知名家电卖场，和一位消费者打起了官司，官司的由头是：消费者在卖场买了3.6万元家电，卖场“怀疑”她没付钱。
那次消费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消费者买去的家电至今都已经修过两三次了，但是货款问题还没弄灵清，法院已开庭两次，最近闹到要做录音鉴定的地步。消费者、卖场和法庭都皱紧了眉头，难断。
女强人乔迁，阔绰购家电
何姐算得上是个女强人：在临安独自经营着一家电缆外贸公司十多年，每年销售额上千万，家住临安最高档的小区，认识她的人都叫她“何姐”。
2009年9月，何姐乔迁新居，全套家电更新，事先她去临安某知名家电卖场看了好几回。店长阿芳很热情，建议她10月1日来买，到时候有活动。
10月1日，何姐如约而至，阿芳全程陪同推荐，家电卖场楼上楼下，倒水让座，何姐很满意，出手也很阔：四台电视机，其中一台是55寸的，计划放客厅。两台洗衣机，一台双开门冰箱，还有消毒柜等，一算共计3.6万元。
一方卖得客气，一方买得给力，何姐跟阿芳两个女人都客客气气。原本一团和气，可接下来的情节，双方的描述就走岔了。
买家何姐：发票没拿，小票留在店里
何姐是这么叙述的：她拿着各柜台开的小票走到一楼收银台，当时3万多她是用现金一笔付清的，收银员问她要不要开发票，何姐说，抬头开“杭州××电缆有限公司”（即何姐自己的公司）。
收银员答，发票一周后来拿。
然后何姐就拿着小票去卖场门口抽奖。何姐说，手气真差，买了3万多元的东西，结果只抽到了两刀餐巾纸。
然后，何姐又回到收银台，把小票重新递进去，据她说，因为收银员说，要开发票的话，小票要先留在店里。
目前还可以肯定的情节是：10月2日，卖场就运来了所有家电，帮何姐装配调试好。
10月7日，何姐在临安钱王大酒店大办乔迁酒。
10月11日，何姐带着公司员工去香港参展。
11月，何姐家的其中一个电视机出现问题，联系卖场后换了一台；洗衣机不慎倒地，卖场也来修过一次。
后来何姐的老父亲生病去世，她也经历了人生中非常低谷的一个月。
2010年1月中旬，何姐突然接到家电卖场财务来电“你的钱好像没付清”。
何姐答：当时阿芳帮我挑的，你可以问她。
没想到，后来阿芳也打来了电话：大姐，账好像不对。当天何姐刚刚文了个眉，肿着个眉头就赶去了家电卖场。
店长阿芳：当时她一分没付
阿芳的说法完全不同。
走到收银台，何姐提出，能不能等到货物运到家，再付款。
阿芳说，要不何姐你先把零头付付掉。3.6万多元，你先付6000多，其余3万到时候交给我们送货的司机。
后来的情况，阿芳说她也不接头，因为她去帮何姐领了一套赠送的刀具，然后就忙着招呼其他客人了。
一两个星期后，卖场老板娘查账发觉，咦，怎么有个客户欠款3万多没付啊。
阿芳说，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当时何姐其实一分钱都没付。
接下来，阿芳就开始了追讨欠款，何姐出差，而后父亲过世，再接下来就是过年，一拖拖到2010年1月中旬，那天她叫何姐来一趟家电卖场，说当着老板娘的面我们把事情说说清楚。
阿芳承认，从那个时候起，她就感觉不妙，偷偷准备好了手机录音。
何姐跟记者说到这个环节时，也很生气：“我是抱着去帮阿芳说说清楚的心理去家电卖场的，我想跟老板娘解释一下，我付过钱了，别冤枉阿芳，没想到他们都准备好了录音，要套我的话。”
交涉肯定是不成功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官司。
去年5月，卖场将何姐和她的公司一并告上法庭。
卖场的诉讼理由很简单：卖场已经把家电交付并安装好，但是被告至今不予付款。
证据有三项：一是小票，盖章“奖已摸”；二是客户联；三是电器配送单，证明家电已经交付并安装到何姐家中，有何姐签字。
这边，何姐找了富阳好阳光律师事务所的吴律师。
吴律师当时在庭上答辩大意是：卖场提供的三个证据，只能证明卖场确实卖了那么些家电给何姐，并且已经交付安装。但是，不能证明何姐没付款啊。
卖场的代理律师王律师针锋相对：那么，你们能不能拿出已付款的凭证呢。何姐说，小票又收回去了呀，说为了开发票。
阿芳说：不可能的，发票我们都是当场开的，收你的小票就是因为你没付款。
吴律师再辩：根据卖场的销售惯例，那么多东西，而且那么大金额，如果没付款，卖场怎么就会送货上门，还安装，中间还修理过数次，事隔那么久才起诉“当初没付款”。这不合常理啊。
何姐的软肋就在于，她手头确实没有证据，小票交回了收银台，后来一来二去，发票也没去拿。
事情确实比较难断，法院也经历了两次开庭。卖场说自己有“录音”，何姐一听，不就是那天她肿着个眉头去家电卖场核对情况吗，但是怎么今天听来有点奇怪。目前，何姐要求鉴定录音是否存在编辑。官司就此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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