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的胀停版
膨胀，这个物理名词用到人的某种行为上可以解释为人失去对自己的清醒判断而产生的一种超越自我的幻觉。
主笔◎王小峰
一直比鸭子嘴还硬的郭德纲，在今年闹出一系列风波之后，近日通过微博向北京电视台道歉：“膨胀是万祸之源。徒弟们不膨胀不会出走，我要是不膨胀也不会闹出这场风波。”且不管郭德纲这个道歉是否真诚，至少他看到了一样东西：膨胀。这个物理名词用到人的某种行为上可以解释为人失去对自己的清醒判断而产生的一种超越自我的幻觉。
人们在名利场上驴打滚很容易让这些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郭德纲是一个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的人，当他闯出一片天下后也同样失去了清醒认识，栽倒在自我膨胀的门槛下。在媒体欢乐颂一般的赞誉声中，郭德纲一直以来的自信顷刻间变成了自负，仅仅5年间，他一手创办的德云社出现众叛亲离，自己也卷入是非中。这，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给他带来的被动，但又是必然，只是时间早晚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彻彻底底亲手戳破这只膨胀到极限的气球。
郭德纲有句名言：“在人群中生活，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狼性！”在他未成名之前，他用这种狼性为自己赢得了生存，他常挂在嘴边的人生哲学，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是他在相声里讲给别人听的，希望别人能按照某些伦理道德规范行事，而自己心怀狼性，一旦今非昔比的郭德纲吃点亏，原先用于自卫的狼性立刻变成攻击的狼性。他以为这招还灵，但这就像他自己还以“非著名相声演员”自称变成失效的全国粮票一样，这次他发现自己的狼性也失效了。
郭德纲捍卫一门传统艺术的纯洁性是值得称道的，但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就是霸道了。他应该常常因自己传承了相声艺术的生命力深感功不可没而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从梦中笑醒。他提前把别人想赞美他的话语想了出来，俨然伟岸了许多。这时候，什么都不能逆他而行，是非曲直的标准开始被他改变。本来一件他还算占理的事件，导致他后来如此被动。如果他当时尚能清醒地记得他常常对观众说的那些“我们就是艺人，观众就是衣食父母，我们没什么了不起……”当中的任何一句话，那郭德纲的人格确实是伟岸的，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遗憾的是他总是习惯了这些是他表演时的客套话，不过是压低身段讨好观众的亲民台词而已，自己早把自己高高在上了。
内心的膨胀导致郭德纲话语权的膨胀，在他反戈一击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摆平所有麻烦，就像他抖出一个包袱之后制造的掌声和笑声一样。但是他忘记了，这不是一个剧场舞台，不是看演出所形成的简易消费关系，而是一个社会舞台，他的话语力量所引起的各种反弹是他无法像掌握抖包袱的节奏一样能由他控制得住的，他发现“观众”的反应是混乱的，以致他无法再抖出下一个“包袱”。
3个多月的时间，足以让郭德纲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言行，尤其是昔日相处的弟子纷纷离去，让他感到割肉之痛，至少从他的德云社这块招牌的未来着想，他也该想想一次因小失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在舞台上，演员尽可能去满足自己的口舌之快，在现实中，过度膨胀导致的心态失衡，口腔倒是舒服了，但苦水要自己咽下去。
自从周立波从上海发迹之后，人们自然不自然把他和郭德纲扯在一起，最后还弄出一个“大蒜咖啡论”。现在看来，郭周二人半斤八两，五十步与百步谁也别笑话谁。要说这对南北笑星在2010年的遥相呼应简直是天作之合，完美极了，经过膨胀这么一转基因，大蒜跟咖啡成了一个品种。当然，周立波在创立一种叫“海派清口”之后，还附送了一种“海派脏口”，让他狼狈地匆忙间穿上一身高级西服装作潇洒地转身离去。
周立波每次演出大约能招来600多次掌声，但在互联网上，他说的一句话可能招来6000多个巴掌。作为以上海方言为主的喜剧形式，周立波立足上海天经地义，但他却总是心怀叵测地觊觎“海”外，他一方面以用上海方言表演赢得上海观众的喜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以不懂上海方言的观众无法喜欢他而感到不平衡。但他又知道，不能直白地把这一点表达出来，而是委婉地在每一次接受访谈时不失时机地谈论品位与档次。高雅的喜剧，这是全世界所有艺术家眼前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在周立波看来，已到了可亵玩的境界。自己有品位有档次未必非要把郭德纲和小沈阳拉过来垫背，好像自己躺着都比他们站着还高大。
事实上，即使在周立波最火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走出上海，这有他主观上不想走出上海的原因，也有客观上上海方言不普及的原因，显然语言上的障碍让他有些吃亏，但是他的话语势力范围早已超越他舞台语言的局限，纵横全国了。周立波的最大失误在于，他不老老实实在舞台上表演他的清口，证明自己的舞台魅力，非要走下舞台想证明自己在各方面的实力。他认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抛弃一手扶起他的关栋天，他可以像一个流行艺人一样出没各种作秀的场合。他一度像小学生算算术一样发愁上海1000多万市民要多长时间才能轮一遍看他的演出，但他真正需要的他都抛弃了，他等不到1000多万上海市民挨个来看他演出的那一天了，他干脆直接代表上海市民就行了。于是，他在互联网上上演了一场比他的清口还轰动的“里程碑式”的脏口表演。
周立波此生最恨的东西可能有不少，但是微博一定算一个。微博是满足公共人物虚荣心的放大镜，可以通过这东西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伟大一面，它简直就是公共人物梦寐以求的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说让自己大就能大。当然，周立波肯定不会错过到此一游的机会，几百万的僵活“粉丝”显然比1000多万排队等着看他演出的上海市民还够刺激。一般名人突然被众星捧月的一瞬间都会感到有些眩晕，以为神赐予了他们力量，然后可以左右这个世界了。于是周立波半人半神地趟进了互联网微博的浑水里。
公共人物的社会定位一直以来是被公众议论的对象，公共人物的一切言行都被纳入到公众舆论的氛围之中，因此公共人物必须做到在各方面约束自己的言行，为公众做出表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对公共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上弱于普通公民的原因。因为公共人物被公众议论评判直接或间接给他带来商业利益，这就必须在某些权利上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达到一种平衡。互联网的平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公共人物在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互动过程中有任何话语豁免权，这和古老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一个道理。周立波也好，郭德纲也好，当他们掌握网络话语权之后，应该明白不管在现实还是虚拟空间，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而不能利用自己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转化成不利于自己的形象的话语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与其影响力的叠加变成可以在公众中肆意妄为的行为，那是对公众赋予他们这种影响力和权利的亵渎。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很多有影响的公共人物在互联网上以自己的话语权不可侵犯为由撒泼打滚最终落得灰头土脸狼狈逃窜的现象，就是他们忘了自己没有话语豁免权，忘记了自己的话语权究竟是该用来干什么的，忘记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他们公众形象的不利证据。
周立波可能只看到了微博的放大镜，没有看到它也是照妖镜，一下让周立波现了原形。如果为周立波这盘惨败的棋局复盘，会发现，他也不出意料地因为过度膨胀而忘了自己是谁。
周立波是微博时代名人牺牲品的精彩且典型案例，再没有如此完美的案例了，微博可以代表这样一些东西：虚荣、自我、膨胀、张狂、欲望、浮躁、狭隘、自作聪明……不幸的是，周立波同志在微博上重新挨个解释了一遍这些名词。
任何互联网上互动方式在中国都可以演变成暴民工具，微博这种快速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中国变成了虚荣与利益、口水与火药的大舞台，相比于写作难度更大的博客，微博的出现几乎毫无门槛地让所有人轻易地掌握了话语权。并且，这个话语权因为一个个区分鲜明的独立个体存在而变得迅速膨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公共人物和社会精英的微博上，他们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在微博上短兵相接，试图抢占话语制高点。“3Q之战”就是典型的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案例。
风起于微博之末。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利益地盘膨胀导致摩擦的结果，当360与腾讯在每一个用户电脑中掀起一场有你没我不共戴天的战争时，他们连一个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忘记了，他们绑架了所谓用户的安全和利益，以正义的名义掀起一场IT史上最没有羞耻感的争斗，结果自然是两败“巨商”。与郭德纲和周立波这样的个体不同的是，个体顶多是一种小丑行为，但是作为公司行为的争斗，直接损害了使用者的利益。
微博除了用来吵架，也变成商业推广的好地方，公共人物以及商业机构不失时机地利用关注的眼球频频抛售自己的产品，各类公关公司、推手以及精英纷纷加入，看似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呐喊聒噪，实际上形成了全民传播。这种新型营销方式让最初尝到甜头的人沾沾自喜。原本微博的魅力在于信息传播的范围与速度，当商业的过度介入，它的自然乐趣被虚伪和虚假的商业浑水搅得失去了原本魅力，好在公众一向缺乏理性判断，尚乐此不疲。娱乐圈通过微博推销娱乐产品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别的行业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
尤其在下半年，微博变成推广电影的最佳渠道，那些二、三流的国产电影经过微博的强势放大，都变成了难得一见的佳作，皇帝的新衣故事比电影本身上演的频率还要高还要精彩，超出电影本身的言过其实的宣传甚至在电影公映前后不能容得异样之声，但凡微博上出现不同声音，皆要群起攻之，杀人灭口。在他们处处显得强势同时又处处显得心虚害怕，一种比任何时期都不健康的评论环境借助微博膨胀起来，传统媒体和新数字传播媒体一步步丧失客观、平等的公信力，变成纯商业利益的交换。
国产电影在近些年逐渐显现了它的丑态，票房从几年前的每年三四十个亿到现在的100亿元(这100亿元还包括进口电影票房)，国产电影战果辉煌。100亿元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全国所有鲜花零售店全年的营业额而已，如果单算国产电影的票房，还不如那些卖鲜花的挣钱多。但是由于电影行业集中了整个社会最能吸引眼球的公共人物，它的成就几乎是让人进入了虚拟世界。另一方面，国产电影走到今天，爆发式的商业大投入完全没有让电影本身的质量有多大提升，而是通过强大的制作技术加上明星阵容的演示来掩饰一个个笨拙的经不起推敲的烂故事。月饼还是那块陈年的月饼，只是包装盒在一代代升级而已。
电影院线和电影屏幕的迅速增加，让任何一部大投入大宣传的电影都不愁捞到最大额度的票房，名导、名角变成了商业票房的敲门砖，他们扯下艺术遮羞布，把电影简单化成为一个单纯商业利益的游戏。那些身上曾一度散发艺术气质的大导以及曾经想让自己身上散发艺术气质的中导和那些从一出道就没想过散发艺术气质的小导，如今都明白了身上可以散发同一种气质，艺术与商业之间是相互妥协的关系，而不是谁屈从谁的关系，但他们选择了屈从，从而可以更大限度占领市场份额。“大”变成了国产电影的终极目标，但却处处都随时都能掉出来“小”。这种大直接导致电影本身和电影市场的失衡，观众的恶趣味随着电影本身的恶趣味提升而终于走向情投意合，我花开后百花杀，这种弥漫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空的恶趣味最终将一部分艺术质量不错的电影排挤出市场之外。
过去，陈凯歌和姜文身上的某些自负让市场教训了他们，如今他们也学乖了，但整个电影市场结构的不正常以及电影行业在吸引大量闲置资金导致的过度膨胀加上中国电影行业整体水平无明显进步的现实下，这种扭曲的电影市场繁荣总有一天会遭到市场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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