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郎朗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头衔似乎就又多了几个。这一次，他成为中华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美国野生救援协会“每日五事”形象大使、深圳大运会形象大使……当《环球》杂志记者问他，在这些繁忙的“业务”之余，还有没有可能保证练琴时，郎朗突然结束了之前的谈笑风生，正襟危坐而又严肃起来：“我每天都要花至少两个小时练琴。”那一刹那，他回归到了他自己：钢琴家。
刚满28岁的郎朗，一方面对年龄极为敏感，谈到海地音乐会只邀请27岁以下的音乐家时，会突然觉得“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自己很年轻，“虽然不能用‘嫩’来形容”；一方面忍不住向记者称赞环保宣传片把自己拍得很帅，另一方面却又不在乎网络上正负两面的评论；一方面谈起古典音乐来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却喜欢使用最新的网络语言，口头禅是“那就完蛋了”。
“中国干什么都干到极致”
《环球》：这次到北京，除了举行新唱片的发布会，更多的是为美国野生救援协会“每日五事”的环保公益活动担任形象大使。为什么会想到要参加这一环保活动呢？
郎朗：“每日五事”是自己每天做一些小事，来尽到环保义务。我觉得这是很必然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人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动物保护得不好，很多问题都出现了。有一些是天灾，我们没法改变，但是有一些是可以通过人类努力共同来保护的。作为一个地球人，我们有必要来呼吁这件事情。所以，当野生救援协会问我是否愿意帮他们拍个短片，来呼吁人们共同行动参与环保的时候，我就表示很乐意。
《环球》：那你自己的“每日五事”是什么？平时怎么注意环保的？
郎朗：比如说擦汗用毛巾，少用纸巾；出门前一定要把电灯关掉；采取淋浴而不是盆浴，这样比较节水；每次我都会给自己喝水的瓶子或杯子做个标记，一定把自己的水喝光，不会这瓶喝了两口，又去开新的一瓶；另外，我特别提倡垃圾分类。你看现在走到哪儿，都有几个垃圾筒，瓶子用的、塑料用的，都有分类，但是有些人扔东西的时候也不去想一下，直接扔了。现在回收分类垃圾是很必要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就能改变世界，为什么不做呢？
《环球》：你参加的公益活动特别多，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等等，其中给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个？
郎朗：不错，是参加了很多，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其中环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我觉得这次的“每日五事”在这一诉求上更为直接和简单，目标比较明确。
那么多公益活动中，我觉得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海地地震后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在今年3月举办的，从全世界范围内遴选著名的音乐家组成一个乐队，所有人年龄必须低于27岁，我当时就是27岁，要是现在就刚刚超龄。这是一个年轻的乐队，其中包括想参选海地总统的韦克莱夫·让，他是海地的嘻哈流行天王，大家一起为海地赈灾努力。
《环球》：除了公益活动外，今年你还成为世博会、大运会的形象大使，在奥运和世博开幕式上都有演出，是你主动要求参加这些大型赛事活动吗？
郎朗：是这些赛事活动的组织者选择我的，这是我的荣幸，我没有权利去选择世博会跟奥运会，因为它们是太大的活动了，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我觉得对我比较方便的是，我经常在国外走，通过我的活动宣传国内的事情可能比较容易，另外音乐家本身就容易接触人，是最容易交朋友的，好像没有人不愿意跟搞音乐的人交朋友，这一点使文化沟通比较容易。
《环球》：世博开幕式表演完以后，有没有到世博园中走一走？什么印象？
郎朗：我当然参观了一下，感觉很新颖，而且我感觉今年所有场馆的主题都跟低碳有关，都使用了低碳材料，还包括各种新科技，比如3D、4D技术。我觉得这种展示方法特别好，一方面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成本也比较低，不用现场做那么多施工，拿一个投影仪就可以了。
世博会也让中国跟世界接近了。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干什么都干到极致，我在奥运后去了伦敦，也在世博开幕后去了米兰，它们是下一届奥运和综合性世博的承办国，那里的人提到中国可以用“害怕”来形容，觉得很难达到跟我们一样的效果。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和想法，我相信也可以做得不错。
《环球》：这次你当选了中华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是否意味着你以后会往政坛方面发展？以后将会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郎朗：这是国家对我的信任，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主要是利用我的影响力，为青年人做一些事情，创造一些活动和交流的机会，跟真正的政治还是不同的。
我以后会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这个非常明确。我会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会与代表们进行探讨，给教育机构等组织提供我们的意见，再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另外我也会推动社会对艺术的支持和捐助。一方面我与中外青年人有一些接触，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另一方面我在中国也上到初二，对中国青年需要什么也有一些了解，我会试图把中西两国的经验结合起来，为青年一代做点什么。
代表中国，“是我的责任”
《环球》：你在国际上有那么多朋友，在交往过程中，他们是如何评论中国的形象的呢？
郎朗：大部分都觉得中国形象是很好的，但不能说100%都是好的，也有一些人为中国环境十分担忧，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一天天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对我们中国经济腾飞表示赞许，另一方面提出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人也不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这种“超级”发展速度之下，会有一些东西社会目前不太重视，比如说环境，这次我为什么会做“每日五事”的形象代言人，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在最快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把基础做好，形成更健康、更平衡的发展。
《环球》：最近你也参加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摄制，你觉得自己能代表中国国家形象吗？作为“国家名片”，会不会有压力？
郎朗：没有压力，这是我的责任。让任何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不管是不是名人，都是可以的，所以只要把我自己想表达出来的感觉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很荣幸，对于我来说，身在国外不想代表中国也不行，更何况我还是想代表中国的。站在舞台上面，我代表的就不只是我自己，而是中国，因为大家肯定会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弹得好也是中国人，弹得不好也是中国人，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弹好，别给自己的国家丢脸。
《环球》：有种为国争光的意思？
郎朗：是，你别看现在的年轻一代平时好像没什么责任感，但他们一出国，马上就有了。我以前也没有什么国家荣誉感，都是我爸跟我说，你要为中国争光，后来一出国，立即觉得自己代表中国人了，一下子就有了这种感觉。
《环球》：看样子你是比较鼓励年轻一代到国外走一走的。你14岁时就出国了，感觉外国的教育体制与国内有什么不同？
郎朗：如果说弹古典音乐，肯定是国外好，这个没有什么可讲。因为在中国，钢琴的基础教学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真正要了解古典音乐的风格，你必须到国外学习，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弹的是西方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想演奏中国的作品，北京、上海等中国的城市肯定比国外要好。比如京剧，你不在北京学，在哪儿学呢？所以，是不是出国，你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不能盲目就出国了。另外，你要是找外国乡下的江湖郎中，那也完蛋了，学来学去学的是外国的土话，学校和老师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环境，能让你记住这个文化的环境，但是当你学完了，你还是可以回国的，因为你体内文化环境已经植根了，不用非得住在国外了。
《环球》：意思是国内的教育体制对于学古典音乐是不够的？
郎朗：国内的教育体制小孩子是没问题的，但像我一样，14岁就该出国了，晚一点也行，但是太晚不行，太晚成型了就很难更改。这样说吧，20岁之前！
“退步不在我的辞典里面”
《环球》：参加这么多公益、慈善活动，每天还能保持练琴的时间吗？能保证自己的琴艺不退步？
郎朗：退步不在我的辞典里面，肯定只有进步，因为音乐只要不进步，就完蛋了。现在我每天保证最少两个小时的练琴时间。我做这些公益、慈善事业，参加各种活动，都能给我一些灵感，能促进我的琴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技术的东西是已经掌握了的，更多的是需要各种元素，从生活里学习的元素。如果我是6岁，每天做这么多事，那就完蛋了；但是现在我已经28岁了，争取两个小时能把所有学到的东西运用到里面。在练琴的时候，我是全身心投入的，绝对不会想采访的事。
《环球》：现在的新科技手段，你似乎也把它当作一个新元素了。微博(http://t.sina.com.cn)是你自己去更新吗？
郎朗：不能说每天更新，但我每隔两三天就去更新一次，都是自己写，微博就几句话，很容易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每次只写几句话，等多少年以后再回头看，就能知道自己的成长、想法的变化。
《环球》：微博也使你能够更为直接地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你平时关注这些评论吗？
郎朗：我从来不看，把我想表达的写完就行。要是太重视别人说什么，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我想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决策人都不会是每一个人的话都听，这样就没法去做决定了。但是如果是我的好友的意见，我会乐意去听去接受的。
《环球》：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给你留言，希望能成为第二个郎朗，当然也有人认为你这条道路太过艰难，他们希望通过像“快男”、“超女”这样的节目一夜成名。你觉得你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郎朗：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一句古语。我对多样化发展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你必须不以“我想出名”的心态，而是以“我想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的心态，把喜欢的东西变成你的灵魂，才有可能成功。至于我自己，我觉得除了努力以外，还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复制我不太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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