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7, 2010

九一八事变罪证材料79年后重现(图)

九一八事变罪证材料79年后重现(图)
   昨日上午,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会议室里,正在举行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罪证材料的交接仪式,这份资料是9位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并递交给调查组的。 记者 王迪 摄

九一八事变罪证材料79年后重现(图)
   昨日上午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很多人前来参观,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士还主动当起了解说员。 记者 王迪 摄

  一个上面用浅粉色丝线绣着“TRUTH”(真实)的蓝色布袋内,藏着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证材料。

  这是1931年由银行家巩天民等9人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并秘密递交给来华的“国联调查团”的。之后,罪证材料连同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的报告书一起,秘密存放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

  昨日,这份从联合国图书馆复印的材料被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300多件罪证记录当年

  昨日,巩天民等9人的后人共十多人齐聚“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里面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当时的新闻报道、当事人的目击证言以及大量的图片等300余件。

  9人小组将侵华罪证译成英文并加说明,装订成册,包上黑缎子面,为防止“日伪”查抄,又做了一个副本深埋地下,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资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证据汇编,把各种证据均贴在一个大相册里。每项证据排有顺序号码,便于参阅。中文证据均附有英文译文。

  另一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末尾又依据证据,揭穿及驳斥日本人的谎言。为证明材料的真实可靠,小组全体成员将生死置之度外,附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职业和地位,以生命做代价。

  记者还看到一张1931年9月19日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签名的布告。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曾担任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一切内情的本庄繁根据事先拟制的作战计划,立即部署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任务,并率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搭19日的专车由旅顺急赴沈阳,主持军事。

  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迁到沈阳。本庄繁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于上午9时命令在沈阳张贴安民布告,布告皆为石印大布告,可见事先准备之周密。布告编造谎言,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说是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军队”,又说中国百姓表示要求“拥护其福利,爱护其生命”。

  70多年寻找资料所在

  77岁的巩天民之子巩国贤介绍了这份珍贵史料回国的过程:“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份材料的事情,但是巩家的后代们都肩负着寻找这份材料的使命。

  巩国贤说,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小组成员都非常关心凝聚自己心血的“日本侵华罪证”的最终下落。 1947年,当年“国联调查团”里的中国陪同人员顾维钧来到沈阳时说,资料存放在日内瓦国联大厦的博览室里。

  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爱国小组的主要成员刘仲明详细回忆了“日本侵华罪证”形成的全过程,并将其以文字形式发表在文史刊物上。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种种限制,虽然经过多方质询,我们都没能明确“日本侵华罪证”资料具体的存放地点。

  随着岁月流逝,当年的爱国小组成员相继去世,但他们的子女依然不断地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寻找资料。“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听到的也都是谣传。其中就有说在日内瓦的。后来好多媒体包括日本的《朝日新闻》都来问我材料的下落,这就更加下定我要找到的决心。 ”

  2007年7月, 巩天民之孙巩辛得到信息,证明这份史料很可能仍存放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内。

  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后代巩捷来到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当她看到蓝色布袋时,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由于年代久远,布袋的边角已经褪色,但上面用浅粉色丝线所绣的“TRUTH”(真实)英文字仍像新的一样。

  巩天民的后代、刘仲明的后代和毕天民的后代等人决定将这份珍贵的资料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9人小组冒死搜集材料

  巩国贤说,9人爱国小组包括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教授毕天民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9人经常在刘仲明家聚会,每次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他们的活动地点在基督教青年会。

  抄写传单时,夫人们在“门房”组织唱诗班唱歌,为其站岗放哨。此次捐赠的一架小风琴就是当年掩护的道具。而就是这些人组成了后来的沈阳抗日“爱国小组”。

  1931年12月4日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实地调查中日冲突真相。调查团成员由英、法、意、德、美等十余人组成,团长为英国人李顿。

  这个消息传到沈阳以后,9人小组一致认为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收集证实日军侵略东北是预谋已久的各项佐证。他们组织协同很多爱国青年和中共秘密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分头在沈阳搜集“九·一八”事变的相关资料。

  日军的数张布告均是在夜间用水润湿,整张揭下来的。有力证据之一是在沈阳的日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只能拍照取得,但门口昼夜有哨兵站岗。毕天民选择在上午9时许由僻静处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静候日光直射大门,时间一长他双腿发麻,一不小心,蹬掉房上一小块瓦,掉入商号院内。下面有人喊:“房上有小偷。”毕天民隐蔽不动。许久不见动静,院内人散去后,日光出来了,但摁相机快门又恐被哨兵听到,幸好有一汽车通过,借助汽车发动机声音掩护,摁动快门,偷拍下来。此外有关日军军事设施照片偷拍数张,均获成功。

  他们从搜集、整理、翻译、编写到装订成册共计用了48天,完成了这本历史文件,交给了国联代表。

  1932年9月国联开大会听取调查团报告表决时,42个国家同意报告对日本是侵略和“满洲国”非法的结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作定性结论的文献。 1932年12月“国联调查团”发表报告书。 1935年10月12日午夜,巩天民、刘仲明等人均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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