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中国财经报道》2010年7月24日播出：家在北京，以下为节目实录：
这是北京一个普通的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拥挤的地铁里，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亲密无间地挨在一起。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医疗、环保等诸多问题都在逐步放大。2009年底，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属于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举家迁移、长期居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也成为城市改善民生的重点人群。我们的记者特别选择了在今年的7月11号世界人口日前后，在北京进行了专项走访。
一、唐家岭的早上
“我叫于越，来自承德，80后，刚毕业的时候怀揣着一个梦想，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为了这个梦想我就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于越家住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村子里，最近这个村正在大规模拆迁改造。“我的家在唐家岭，这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家，也是现在为止我唯一的一个家，唐家岭有我们怀揣梦想的十万人，都住在唐家岭，那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兄弟姐妹。”
近年来许多像于越这样的外地大学生在北京工作后都聚集在这里，唐家岭因此出了名。于越说的10万人多了点，据当地镇政府统计，这里住了5万外来人口，而唐家岭本村村民只有3000多人。
早上的唐家岭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非常安静，除了卖早点的，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从窄窄的胡同里走出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汇集到了唐家岭南市场门前的公交车站前。
8点钟，于越和他的同事陈华来到了车站。他俩现在是邻居，也都在北京中关村上地产业区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从唐家岭坐20多分钟的公共汽车就能到公司。早上挤公交车是唐家岭的一道风景，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上班族都体会深刻。“上不去是吗？”“上不去，得多等几辆才能上去。”“要等几趟才能上去？”“这没准，有时候运气好，看运气了，运气好可能来一辆就上去了，运气不好，可能五六辆也上不去，所以我们要早起会儿。”
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进站了。于越这一次随着人流挤了上去。在拥挤的人群中回过头来给我们一个灿烂的微笑，新的一天开始了。
站在车站向远望去，唐家岭正在拆迁，街道边上的几个房子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几个农民正在那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头。街上停了很多货车，车上写着“搬家”的字样。因为要拆迁，这里乱哄哄的。
二
“我的大单子终于搞定了！”“恭喜！大家加油啊。”
于越在北京中关村上地产业园的一个软件公司做电话销售，公司有一个传统，每每有人拿到了大单子，大家就会相互通告。“我们原来就是每个人比如回一个大的单子就要站起来，去喊一声，这是为了鼓舞士气嘛。”
这个办公室里的电话销售员都是80后。公司人事部的杨君花告诉我们，除了这些电话销售员，公司里还有研发人员，总共70个人，他们公司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年轻，公司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只有35岁。另外一个特点，公司90%的人都没有北京户口。而整个中关村像这样的公司有几千家。“积极性很高，因为外地人他面临一个房租的压力，生活费的压力，所以他和北京市的孩子还有一些区别。”
于越工作很卖劲儿，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就已经升任销售主管，带着一个10人的销售团队。“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一直打电话，每天不停地打，一天打很长时间，大概一天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打电话。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还是不错，觉得我，业绩好一点。销售工作就这样，业绩好一点就会提升主管嘛。”“你就是业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公司前三名吧，能保持住每个月都是公司的前三。”
公司的一面墙上贴着本月个人销售目标，于越这个月订的目标是1万，这个数在所有人中是最高的。“我看你这个目标是一万，才完成了两千。”“因为我有一个大一点的客户，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打钱，要合作了，还没有把钱打过来，只是把前合同给签了，所以这个钱到了，才能写上面，不到的话是不写的。”“就是说快到月底了，你还有信心来完成一万的目标？”“对，我很有信心完成。”
于越毕业于河北承德的一所高校，3年前他怀揣着一张专科毕业证来到了北京，因为业务员的录用门槛比较低，从一开始他就做销售，收入主要看业绩，于越这个月要是能完成1万块钱的业绩，就能挣到5千块钱。和于越一样，公司很多同事都住在唐家岭，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我一开始觉得北京应该是特别繁华的，高楼林立的，干净的，但我感觉去了唐家岭，比我想象中的差很多，觉得挺失望的。”
三
“凉菜五块，凉菜五块。”一到傍晚下班的时候，沉默了一天的唐家岭又沸腾了。一辆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从唐家岭唯一的主路开进来，两边的店铺里传来流行音乐和叫卖声，一群群年轻人从公交车下来，迅速走进了两边的胡同。
因为我们的跟随，于越和他的同事陈华决定今晚改善改善伙食。他俩直接走向菜市场。说是菜市场，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宽点的胡同，卖菜的摊位散落在两边。菜市场里三三两两，都是年轻人。“每天晚上下班这点最热闹，特别市场这块儿买菜买水果的比较多。”
从胡同放眼看去，两边都是5、6层高的楼房。这些都是当地农民在自己家院子里盖起来的，楼挨着楼，窗对着窗，有些胡同两个人并行都很困难。房子之间的电线也像乱麻一样绞在一起。
买完菜去于越家的路上，我们注意到街上到处都贴着租房的信息，这些房源都来自唐家岭北边的村子。随着唐家岭拆迁的消息，周围的村庄打起了租房的主意。
拐了几个弯，一直快到村子西头才走到于越的家，这是一个五层高的楼房，看起来像个小宾馆，于越住在三楼。屋子大概10平米，屋里所有东西都是小一号的，小双人床，小电脑桌，小电视柜，屋子西侧还有两个小隔间，一个是卫生间，一个是厨房。每个隔间不超过1平米，只能容一个站在里面。于越的厨房空空的，因为住在隔壁的陈华刚交了女朋友，他经常跑过去搭伙吃饭。陈华的屋子当中摆放着一个小方桌，陈华的女朋友正在做饭。“刚来的时候住的挺惨的，就是跟黑屋似的。”
陈华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那种，也是一个小屋，确实感觉可简陋了，屋子黑黑的，上屋都得点灯，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阳光，那种日子。”于越：“而且咱们那时候。”“而且挣的钱还很少。”“最夸张的时候，我们有六个人住过这么大的一张床，六个人住。”
晚上10点世界杯巴西对战葡萄牙，陈华特意买了几瓶啤酒，放在卫生间的小水池里冰镇，准备看球的时候喝点。陈华的女朋友已经准备好了菜，于越也要来露一手。“那你觉得唐家岭好在哪儿？”“便宜。”“便宜是一个。另外我觉得它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比较近，这是我们选择住在这儿的一个首选。”“再就是搁这儿住的时间长了吧，可以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舍不得离开，有这个感觉。”
唐家岭招租兴起是1994年的事情。当时中关村兴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距离唐家岭不远，外地大学生慢慢把这当作居住点。以前一个10多平米的单间，每月两三百块租金，但是没有厕所厨房。后来大学生们在这里越聚越多，有人把他们叫做“蚁族”——就像蚂蚁群居在很小的空间里，但是不畏艰难地在奋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两个80后年轻人在唐家岭街头，经常用一首《蚁族之歌》唱出这种状态。“刚开始来的时候早餐吃不起。”“早餐多少钱？”“早餐大概得两块多吧，吃个煎饼得两块五。刚来那会儿早晨吃不起。”“那怎么办？”“饿着吧，中午多吃点，只能这样。”“中午饭就能吃得起了？”“中午能吃得起，就是说一天吃两顿可以，但是吃三顿早晨两块多钱，有时候狠心点还能吃三块钱，一个月下来就省一百块钱，交房租。”
因为来租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村的楼越盖越高，三年前于越来唐家岭的时候，这里的楼大多两三层，如今最低的也得五层，有的甚至7层。当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二三十间出租房。就拿于越住的这家来说，五层高的楼，每层10户，不算房东自己住的，出租40多间，每间300块钱，一个月租金1万多块。“唐家岭规模最大的是哪家？”“应该是董家大院吧。”“他们家有多大呀？”“他们家有上百户吧，应该是上百户，据说还有两百户吧，而且他们那边有自己的公交车。”“公交车干嘛用的？”“每天接送上下班，接送上地附近的人上下班。”
原本3000人的小村子拥挤了5万人，让小小的唐家岭不堪重负，不仅用电和用水压力大，而且脏、乱、差，被北京市政府列为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要求2010年拆迁整改。将来这里一部分土地可能建成青年公寓对外廉租。而且一些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也打算到村里建员工宿舍，这也是今晚小饭桌上的重要话题。“据说这儿拆迁是重建，建成一个规范化的这种廉租房，我们看吧，如果这个廉租房价格我们能承受，或者在我们允许的情况下，现在是四百多块钱左右，如果它五百以上吧，五百左右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如果太高了，八百以上我们年轻人就很少，基本不在这儿了，可能去搬另外一个，也相对便宜的地方，另外一个唐家岭吧。”
于越的几个老乡已经从唐家岭搬到更北边的史各庄去了，用于越的话说那个地方比唐家岭还唐家岭。
四
从唐家岭再向北三四公里，我们来到了北京一个新的工业区——永丰产业园，这里聚集了许多生物制药和软件企业，还修建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虽然这里远离城区，但是大型购物中心让这里多了一份城市的气息。顺着购物中心再向北，穿过一个栅栏，就是史各庄。
栅栏的一边是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干净整洁，另一边尘土飞扬，堆满瓦砾。一进村口，我们看到了成片的高楼和各种出租房屋的信息。
“我看现在这一片都是史各庄啊？”“对，这一片都是。前面这一块儿都是卖一些零用品的东西，还有菜市场，这个就是一个史各庄村的菜市场。”“那上面写的东店菜市场？”“对，它都是在一起的。”
他叫黄守向，于越的承德老乡，以前也住在唐家岭，现在唐家岭要拆迁，一个月多前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搬到史各庄。黄守向说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原本是三个村子，西边的是西半壁店，中间是史各庄，东边的是东半壁店，因为村里纷纷盖高楼，让三个村子联成了一体。
走进史各庄，我们感觉这里和唐家岭很像，电线杆上，墙上，村民家门口，贴满了各种租房的信息。不同的是，唐家岭在拆，这里在盖，胡同里许多地方堆满了建材，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村口的路边停满了拉砖的卡车，车上装的全是半新的砖头。“好卖吗？”“差不多吧。”“一天能卖多少？”“有时候卖一车，有时候卖不了。”
马上就要到黄守向家了，这是一栋六层高的楼房。这里的农民家家扩建，每层楼房的造价在10万左右，一个六层的房子造价60多万，但是一旦出租，每月租金将近两万，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租户多了，房子也越盖越多，这个村的道路被挤得剩了一条缝儿。
黄守向也在上地产业园的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四千块钱收入，日渐拥挤的史各庄吸引他的只是低廉的房租。“像你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我租的房子都算着应该有四百多块钱吧一个月，但是面积不是太大，应该就是有16、17平米。”“带卫生间、厕所吗？”“带，只是特别小，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够用。”
按理说，每月四千块钱的收入，在公司周围小区租个一千多块钱的楼房也能租得起，但是这些年轻人不打算拿出那么多钱去租房子，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攒钱，有机会自己创业。在村里，我们碰到的几个找房子的年轻人也有同感。“你们这是去哪儿？”“我们现在在唐家岭。”“你们住的那个地要拆了？”“恩。”“房东说了吗？”“房东没说，人家房东也不告诉你实话，告诉你了都走了，住一天得一天钱人说的。”“你们在这儿看房子怎么样？”“刚看，看了两家反正。”“觉得怎么样？”“觉得还行吧。”“多少钱房租？”“四百多。”“条件觉得比唐家岭好吗？”“都一样，差不多也。跟以前的差不多，是吧？”
史各庄不远处正在修建一座高架桥，那是规划中的地铁站，地铁站旁边树立着醒目的卖房广告，一个新楼盘已经在这附近开工了，价格大概在每平米两万四左右。黄守向对这个新开的楼盘并不感兴趣，他说至少10年后才会考虑买房的事。
据《20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基于五大城市流动人口检测，84.2%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居住，超过半数流动人口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米及以下。23.4%的流动人口家庭把住房相关费用列为在流入地最大的一项支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说：“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要在城市的规划当中，要科学规划外来人口，特别是流动人群，因为他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用适当的土地、规模，要建设这样的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群，城市群的推进，建立一种科学的城市布局，使他们用较低的收入和支出，就可以在一些比较好的地区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也参与了关于流动人口的调研，他把唐家岭现象称作“瓦片经济”，他认为这是城市化加速中，改善流动迁移人口住房条件的新课题。“其实北京在法律上规定，是反对这种瓦片经济的，私搭乱建的这个违章建筑，建了房就来出租，政府也收不着税，也乱；居住条件也不好，火灾、自来水，厕所，卫生条件都很差。但是呢，我觉得这跟以前的政策设计不周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翟振武建议，这个问题也可以靠市场化来缓解。“比如现在美国，它有专门的公司，买了大批的楼房，然后呢，他不干别的他就成立一个公司，就租给大家房子，这也是一个产业。像北京，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有一些租房中介，那是个人租房子，不是大公司买了多少座楼，甚至连锁店，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都有它这个公司，然后它房子整个出租给，就是当租房公司在运营，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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