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我们不怕别人对自己有种种不正确的看法，怕就怕自己的心理不平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原副主任吕凤鼎说。
这位曾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驻瑞典大使的政协委员说，如果能用正常心对待外界的种种声音，就会“暴风雨来时 不慌张，收获鲜花掌声时不头昏脑胀”。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其中2010年增速为10.3%，达到39 7983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两会期间，针对中国的自我定位和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说法，代表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其中最常用的一个词， 就是“冷静”。
内涵比排名重要
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边到进入大会堂的台阶，不过100多米的距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 却走了半个多小时。3月3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前，侨居日本20多年的他一走入广场，便被记者团团围住 ，GDP总量超日的问题自然被抛了出来。潘庆林反问，“中国有13亿人口，而日本只有1.3亿人口，GDP超过日本，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吗？”
他说，中国和日本各有各的模式，“不要老和日本比，我们还是要关注自己的事情。GDP不重要，人民生活的好与 坏、是否从内心真正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很舒适、幸福和尊严，这才重要。”
在3月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委员小组讨论会间歇，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环球 》杂志记者表示，对于GDP总量超日，不应过度渲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处于世界100位前后，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 。按照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
蔡继明觉得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GDP的构成。“历史上中国甚至有GDP总量居于世界第一的时候，那时我们 的GDP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细看起来，那时中国的GDP主要来源是农业，是‘老牛拉慢车’，一些西方的国家也许 GDP总量要低一些，但人家发展的是工业，靠的是蒸汽机。后来的发展大家都很明了。”
他还指出了现在中国GDP计算方面存在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的立交桥出现拥堵，把它拆了炸了的拆迁费，我 们计入了GDP；重建一遍，又计入了GDP。也许过两年拥堵再现，又会重拆重建。这样的重复计算，GDP是上去了，但 桥梁还只有一个。这样计算出的GDP，即使是世界第一，又有什么可值得渲染的呢？”
他表示，争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世界第一的内涵，“比如中国的博士数量也居于世界 第一，但学术能力就是世界第一吗？”
对于GDP的计算方式，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有着更为形象的解释。在3月5日举行的记者会上， 他在回答关于中国GDP总量超日的问题时这样说到，“中国的GDP是加班流汗的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钱，而日本的呢 ？更多的是科学技术的钱，是按着计算机就赚来的钱。”
所以，他说，GDP超过日本一点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说“十二五”规划期间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改变G DP的结构，使它变得更为合理更有含金量，“这是最大的挑战”。
“韬光养晦”不是权宜之计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威胁论”重新活跃了起来，“妖魔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言论也不绝于耳，许多人甚至猜测，中 国要从此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国际上也有一些声音要求，中国必须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IMF中国部前主任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示，“一个重 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接受伴随着领先经济大国地位而来的种种责任，即使它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美国《新闻周刊》 刊发的文章也表示，“中国不能再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它必须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必须保证公平。”在日本，这一问 题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媒体甚至政界都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为由，要求停止对华援助。甚至中国年轻漫画家在日本 发表作品，也被日本媒体渲染成是“中国挑战”。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国应该如何自处？
“目前中央决策比较明确，对形势认识很冷静——第一，我们的国情是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国际社会 对中国发展有喝彩，有嫉妒，也有人抱着某种不良心理。”吕凤鼎委员说，现在中国应该“走我们的路，让世界了解我们想的 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同时也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所说所想和所作所为是一致的。毕竟，多数人不是顶着花岗岩般的脑袋，也 不是所有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有些问题需要通过时间来解决，无法一蹴而就。”
“冷静”，是委员们在谈到中国如何自处时谈及最多的一个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的提案便是 关于这个话题的。他从自身的体会出发，认为现在许多人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不太清楚，在国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忽悠 ”下，变得“晕晕乎乎”，人家说中国了不起，自己就确实认为了不起了。他指出，“一定要冷静、现实、实事求是”，GD P总量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力量的唯一标准，从综合力量上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还相距甚远。
“这不是自卑，而是现实。在2049年前后，新中国建国百年之际，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才是比较现实的 。”他说。
至于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变化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是否应该如西方国家所说的那样承担更多的责任，吴 思科对《环球》杂志记者说，“这个变化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该中国承担的责任自然要承担，但超出中国能力和范 围的，中国不能去‘充老大’。强加于我，我肯定不会去做，这是我们应该造成的一种氛围。”
赵启正对此的回答也很明确：中国不会改变“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他说，谦逊地与外国往来，是中国人“本质的 体现”，它与“卧薪尝胆”不是一个出处，也不是一个意思，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并不会威胁到其它的国家，“韬光养晦”政 策不是权宜之计，而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
重视公共外交
今年两会一个突出亮点，便是对“公共外交”的突出与强调。根据赵启正的定义，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向世界的人们说 明中国自己，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内外政策，回答人们对中国的问题。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也就是3月5 日，就举行了专门关于公共外交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次发布会上，赵启正表示，中国30年来飞速发展，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中心，发生的事情往往影响世界，世 界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对中国有助力，有时候对中国有阻力。“我们追求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就有必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 况”。
对于外界因中国经济地位发生的变化而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他以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回应，“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希望别国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所以强大了以后，也不会去对别国的内政指手划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指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得不多费唇舌向世界解释，中 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GDP占世界的9%左右，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超 过了这个数字。至于那种“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是因为有些人对中国有偏见或者无知。“当国家利益受损时，正当维护自己 的人，这不能说是过分的强硬；当国家的形象被人抹黑时，如实说明情况，也不能说是态度傲慢。”
吴思科更把这种向国外说明中国的“公共外交”写入了提案。他指出，应该在各层领导干部中开展关于“公共外交” 的教育，因为许多人现在“自我感觉太好”，要使他们能够“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其次，应该引导大学生对“公共外交” 的重视，因为他们容易受网上一些言论的误导，容易受到“蛊惑”，对中国的地位有不正确的认识。所以，他的提案是呼吁进 行经常性的国民素质教育，进行“大局教育”，使所有参与公共外交的人能够“冷静”认识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对《环球》杂志记者说，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全世界‘找碴’的时代”，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在对我们经济地位各种质疑的背后，根源还是政治文明的不同，这是一个“永恒的借口”。 他指出，想消除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就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缓解国外对中国的压力。而做到这一点，“公共外交” 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赵启正说的，“要想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还得看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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