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18, 2010

“外迁第一人”自述:崇明考察心都凉了

  “外迁第一人”自述

  “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口述/徐继波

  纪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李荣

  十年前的一天,徐继波走下船来,踏上崇明的土地。这位重庆山区普通农民的一小步,迈出了三峡移民工程的一大步。

  2000年8月17日,重庆市云阳县150户639名农民,迁入上海市崇明县落户。三峡农村移民出省市集中外迁计划,由此正式推进。

  对于外迁,徐继波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下船,成了标志性人物,为此获奖多次。“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他说。

  十年后的今天,又一国家大事在上海登场。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徐继波报名加入世博会的治安志愿者,但舍不得掏钱买票去亲眼看一看。

  在崇明县城一家由移民开的饭店内,一位从云阳来打工的厨师对本刊记者说,他羡慕那些移民老乡,有崇明户口。他的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买上房子,也在崇明落户扎根。

  他不知道,崇明县城的平均房价已超过每平方米一万元。

  “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

  我老家在云阳南溪镇河口村,汤溪河边上,离长江也很近。种了三亩多地,主要是种桑树、养蚕,兼做镇政府的蚕桑技术员和一家丝绸公司的蚕茧收购员。日子在当地过得还算马马虎虎。

  1991年三峡工程搞库调的时候,我心想,这个工程可能吗?随他们量去。我们这个年纪(49岁)的人,听老一辈形容一件事做不成,就说“除非长江水倒流”,这个工程就是要长江水倒流。

  后来好几年没音讯。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又来了一批人,说我们那里要淹掉,肯定要搬走。一位领导说,最好去后山找个地方,打好地基,种上树。我当时正想新修房子,知道新建房屋得不到补偿,但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淹进来,假如七年八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怎么住?根据另一个领导的建议,没搞混凝土浇灌,用了预制板,在原地建了起来,这样就算不能补偿,但材料不会浪费,可以运到后山去。

  到1999年,政府宣传外迁,开始报名了。我第一个报名。我以前没去过上海,不过大家买东西总要挑上海的买,知道那是个发达的地方。当时对山区虽然有些留恋,但干活用黄牛,还要肩挑背驮,而电视里的上海,是平原,有车。

  2000年3月,我作为移民代表之一来考察,坐火车到武汉,再坐大巴到上海。到了上海(市区),感觉很好,大上海真漂亮,看不到山了。上海各级领导都对我们很好,住宾馆,吃好菜,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待遇。

  但第二天坐船到崇明,心都凉了。看到河沟里尽是芦苇,不是我梦幻里的场景,印象不好。(上海市原三峡办处长计培均对本刊记者解释:崇明是上海比较穷的地方,如果崇明都能安置好,上海其他地方更没问题,于是把崇明作为首批移民安置地。)

  回去后考虑了很久。当时我40岁,已经过了一半人生,如何到那里生活?光靠种地,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最多填饱肚子。

  但崇明的很多方面还是比老家好,学校好,交通也方便。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在老家再有钱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时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再说,崇明毕竟属于上海,上海这两个字,一听就比其他地方强。

  更主要的是,走出大山,孩子们的机会更多,发展肯定比在山区快。在动员会上,我就讲: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但为了下一代,肯定会更好。

  就算要作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我读过9年书,差18分就考上大学了,知道要配合国家搞建设,你这样不干、那样不干,国家怎么发展?这个事是国家行动,国务院直接办的,叫我们走是国务院的指标,不是小政府或企业搞拆迁。如果对你没有很大损害,就要顾全这个大局。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不过,我也相信,叫我们走,肯定不会比在老家差,政府总会想办法,让我们过得比原来舒服一些。

  这样,第一批七凑八凑,来了150户。离家那个场景啊,可以说,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还有移民的泪水。

  “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

  来了后一两个月,有种新鲜感,三个月后就有紧迫感。每天从兜里拿钱买菜吃饭,心情很不好,老想念老家。起码有两年不适应,定下心来是两年以后。

  刚分到的地,当年不能种,地方政府就给了我们每人500斤米。给我们修的房子不错,一楼一底。老家的房子,一平方米只补了180块,这里建房要550块。上海市就给我们每人补助了几千块,剩下还不够,可以无息贷款,头五年不用还,后十年还清就可以。(计培均介绍:根据对接考察时了解到的移民困难,上海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除住房补助外,在两年过渡期内,免除中小学学杂费,给移民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推荐工作、用优惠政策鼓励自谋副业、同等条件下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全市用于7000多名三峡移民安置工作的资金达3亿多元。)

  地方政府一直很关心我们,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崇明的企业很少,工作不容易找。上海能仁机械厂搬迁厂址时,我曾在那里打零工,在工地做完后,2001年4月,老板打电话叫我去上班。我担心这个陌生的事做不来,老板说可以去学。这样,我就一直在这里上班,平均一个月挣一千多。

  我妻子先是在一个锻压厂工作,后来厂子垮了,政府就安排她在小区当保洁工,拿到1120块一个月,是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我本来安置在侯家镇,靠近县城城桥镇,2004年,按照崇明县的规划,我们这里成了新城,办了农转非,去年住进了这个海岛星城小区。原来的土地和房子,置换成两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和养老、医疗保险,不出钱,也不拿钱。这是政府拆迁,如果是企业,我可能就发了。

  其他移民,种田、养殖、做生意、跑运输,等等,过得都还凑合。

  住在小区里,除了吃喝之外,物业费、水电费、给老家打长途电话等,一个月就要花三百多块。污水排放还要收钱,在老家是不可能的。

  大女儿在上海(市区)打工,二女儿今年高考上了线,就要上大学了,我前一阵去镇政府请他们帮助我度过这四年的难关。他们表态会尽力帮忙。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一般不会去找政府,要依赖早依赖了。台阶可以自己一级一级地爬,要是一个大坎,就需要帮助了。

  也有的老乡不这样,有点什么事就去找政府。以前不太稳定的时候,他们还拉我一起去上访。我不去,他们对我还有些意见。

  我曾对上海、重庆的领导说:我好比是从重庆嫁到上海,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我做不了多少贡献,能做的是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你看我屋子里表面条件还可以吧?装修、家具、电器,一共花了7万块。按我的经济条件,不应该装得这么好。42英寸液晶电视,本来要1万块,我买的样机,6千多。我这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家买,你也得买。何况我还要经常接待各级领导和记者,搞差了,不仅丢本人的面子,还要丢政府的面子。

  2007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峡移民先进个人,国务院三峡建委请我去北京,汪啸风(时任三峡办主任)和我对谈,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记得你们说的三句,“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们已经迁出了,稳住了,但致富还有个过程。他说:政府不会忘记移民,加上移民自己的努力,这个目标完全可以达到,每人50块钱的后期扶持款,就是为移民着想的。

  黄桷树死了,人适应了

  刚来时,我们自己做腊肉,但不好吃,开始以为盐不行,用从老家带来的盐,还是不行。这里空气中的水分太重,也没有老家的柏树枝来烤。猪肉本身也不好吃,老家的猪吃剩饭剩菜,这里的猪是喂饲料,有股腥味。我们搞了一年腊肉就不搞了,每年有老家的人带过来,没人来就寄过来。但哪怕不好吃,有的老乡还是在这里自己搞。

  其他方面,我们移民基本上都已经入乡随俗。比如办丧事,在老家,一定要选个好日子下葬,但这里不讲究这个,去世后第三天必须火化。是我们融入他们,不是他们融入我们。

  我兄弟姐妹八个,只有我一个人移民过来,其他移民大多都有亲戚一起来。但我这个人活泼开朗,善于交朋友,在这里也不觉得孤单。移民之间经常走动,与本地人关系也不错。

  和本地人讲话,一开始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现在听得懂崇明话,但不会讲,我不高兴去学这个东西,觉得不好听,我还开玩笑劝当地人也不要讲崇明话了。

  我是小区这栋楼的楼长,就像生产队长一样,搞上情下达。村里开党员会和村委会,我也还去参加,修马路、水渠什么的,我都喜欢提建议。

  在我看来,重庆人、上海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任何地方都有诚意、不诚意的人。

  这十年,生活虽不富裕,但过得比较愉快。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是对家乡、亲情的牵挂。每年回去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只能两年回去一次。2007年,我父亲去世,我没赶上最后一面,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在赶回去的船上,我差点晕倒。

  只要是关于三峡的节目、文章,我都想尽一切办法去看。只要有三峡或移民这两个字,我都觉得好像跟自己有关。看到移民搞得好,证明我没有骗他们,以前我在接受采访时讲了很多好话。看到三峡工程的效益,我有一种自豪感,哪怕很小很小,我也做了点贡献。在上海用电,我也有一种亲切感,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三峡。

  现在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崇明人,生活、居住、户口都在崇明。笼统地讲,大家都是中国人,有本事的话哪里都可以生活。没本事的话,只有户口、身份证才决定你是哪里人。

  离开老家时,我带来一棵老家的黄桷树(重庆市树)苗,一尺多高,但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三年后,长到一人高,死了。2003年,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过来看我时说,不要紧,再给我送两棵来。这两棵树在2004年时跟着第三批移民送过来,但也只活了一年。

  树不适应,反正人适应了,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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