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和谐共处。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世界发展多样化更加现实，有助于美国更加开放地面对现实，从而为美国最终放弃霸权心态、塑造大国合作的“多伙伴世界”提供基础。
当然，中国崛起也必然给美国带来客观上和心理上的挑战：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10亿级”规模的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形成经济上的挑战；其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的压力，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是主观臆想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正视这些挑战，然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去一个个化解这些挑战，并在化解过程中塑造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
杨洁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全球战略为美国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性进程提供了机遇，美国不仅有可能免蹈历史上烜赫一时的全球性强国的覆辙，还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为多极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规划国际新体系和新秩序、形成与时俱进的新价值观等。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积极全面合作关系也将为美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推进政治社会改革、改善同新兴大国群体和亚太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
最大的挑战则是美国必须放弃你赢我输的守成和新兴大国零和关系理论，改变对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努力进行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积极姿态发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伟：今后的挑战仍将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汇率变化问题上。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对待伊朗、朝鲜、苏丹和缅甸国家关系上是否愿意和能够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以及中国在表述和维护其不断变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赵可金：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合作将会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
经济上的合作将会继续向纵深发展。
战略上的竞争也会呈现频繁探底的特征。美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必定会改变在危机期间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态度上更加强硬，不遗余力地在众多问题上主动挑起摩擦，通过对中国施压而图谋更大的收益。同时，此种施压具有战略侦察的目的，在不断挑战中国战略底线的基础上，及时把握中国战略意图的变化，以作为对华战略调整的依据。
中美关系的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走向制度化将是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李侃如：美中双方有着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如清洁能源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美中在这些领域应该最大限度地寻求双赢。此外，美中两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也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经济合作领域，美中两国互补性很强。
历史早已表明，美中分歧加剧，两国关系势必恶化，而共识的增加则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好。
夏伟：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强国的崛起都对现有的外交秩序带来困难，有时还形成伤害。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向世界保证，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非常现实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大体上可为美国所接受。
但是，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政府有时难以将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强加给国会议员和老百姓。美国国会议员和老百姓对中国崛起持有相反的看法，前者因为传统的反共心态，后者担心工作岗位的丢失。他们的忧虑又因最近金融危机而有所加剧。金融危机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事情正越来越失去控制。
加藤千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对美国来说既是合作者，也是对立者，中美关系机会和挑战并存。有人指出，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处于“相互确保摧毁(MAD)”状态。MAD是美苏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理论。中国和日本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担心美国国债贬值。但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能抛售。由于不希望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协调应对成为第一选择。
杨洁勉：中美合作从双边和地区层面以及某些领域问题上升到全球制度性层面和主要全球性问题，扩大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但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战略合作的需要和难度同时大为增加。双方对全球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协调认识和意愿将继续增强，但把共同的挑战转化为共同的利益及行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双方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的战略防范也在逐步增多，防范的问题从固有的台湾问题扩大到太空新疆界，防范的区域从台海扩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防范的举措从应变预案发展到实际准备。
在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条件下，中美合作的相对平等性将明显增加。
为此，双方将重新调整和界定各自和相互的妥协度、接受度和容忍度等，并逐步形成新的互动规范和规则。
袁鹏：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重塑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历史重任。中美两国不合作，新的秩序的重构将难以实现。因此，中美合作首先必须学会“抓大控小”。即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中美必须善于控制双边关系的各种矛盾摩擦，而将合作重点放在共同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秩序上。
随着后危机时代美国将战略关注转向国内实力基础的再造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塑，以往支撑中美合作的外在动力相应减弱。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须是挖掘内在合作空间，真正使中美关系由外力推动型转向内生型，这是中美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重要前提。
伙伴比对手好
李侃如：首先，美中两国应互相承认对方是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是一种全球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认真看待对方。这当然不是“G2”(两国集团)，但确实要承认这个现实。当然，在美中关系中，美国的力量在各个方面还是比中国要大得多。但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有着全球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一种全球性思维。应该承认，美国是习惯于全球性思维的国家，中国还不习惯。
加藤千洋：中国重视美国，这是出自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实认识。美国的亚洲外交将最重视美中关系。当然，对日美、韩美间的同盟关系将继续重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相互看作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将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美国在北京举行了驻华大使馆新馆竣工仪式。这件事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象征。日本外务省今年初在美国调查有识之士的亚洲观。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伙伴”的设问，56%的受访者回答是中国，回答是日本的只有36%。
袁鹏：中国将美国视作唯一能全方位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因而始终坚持将对美外交置于“重中之重”。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为尽快实现现代化，将美国视作学习对象，学习其制度、技术，吸引其资金、人才等。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相结合，使得国人心态发生变化，自信心、自豪感明显增强，看美国的视角和心态发生微妙变化。反观美国，由于遭遇“9·11”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国民心态也开始变化，变得自信心不足，敏感性、脆弱性上升。因此容易夸大中国国力、夸大中国战略意图，把中国人民正常的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概括。
夏伟：回答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也许将美国视为至少两个美国会有所帮助。
第一个美国是国会政治和公共看法主导的美国。他们的观点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工作岗位的丢失、贸易失衡以及任何显示美国政府在与外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政府打交道时采取软弱政策的行动都容易激发上述看法。
还有第二个美国，即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美国。他们对中国采取非常理性的方式，真正致力于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然而，因他们自身的政治原则和来自第一个美国的政治压力，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能力和意愿上总受到限制。这种局面意味着，如果中国希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需要清楚地理解这种区别，从而不使美国政府在执行理性和建设性对华政策方面遇到困难。
应当注意到，现在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两个具有不同利益的主权国家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两个不能忽视公众看法的社会之间。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密切合作，避免使用极端的表达方式，注意不使一方的言论和行为刺激起另一方的负面反应，尽可能地开展互利合作。
杨洁勉：中美相互看法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两国首先视为互有需要的合作伙伴，如互为主要的经贸对象，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处理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现实需要又发展为战略和长远需要，即为两国发展营造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的内外环境及其所需要的国际体系。同时，两国社会和民间把对方作为借鉴或赞赏的对象，如美国民众仰慕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民也欣赏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和包容性。
但是，中美又都把对方作为竞争和防范的对象。中国高度警惕美国在民主自由借口下干预内政和分化中国，美国始终防范中国的“挑战”意图，这也导致出现简单化和情绪化的舆论，从“最坏可能”解读对方言行并据此作出反应。
沈大伟：金融危机对美中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许多中国人正变得过度自信。美国经济至今仍面临许多困难。在这一状况下，中国应避免过度自信和自负，美国应认真地改善其经济状况，鼓励储蓄，改善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后危机时代，美中两国将继续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既包括政府间合作，也包括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持续的合作有助于增加两国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美中两国都不可能从双边关系的紧张中获益，美中关系稳定和积极地向前发展，符合世界的利益。
根据许多指标衡量，美中两国对彼此的看法都在趋于消极，而且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更消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因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尊重美国。美国人依然对中国的了解相当匮乏，无论是公众，还是国会议员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只有通过访问中国，眼见为实，才能对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目前，中国正在投入巨资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中国需要把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和文化展现给世界，让世界更真实地了解中国。
赵可金：长期以来，中美双方彼此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
从美方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想象的异邦”，美国的“天定命运”使其对中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使命感。一方面，美国的确欢迎一个繁荣、强大而和平的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来，并且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规范。
另一方面，美国从内心里也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超出美国控制的轨道，特别是如果中国不接受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和国际号召力来说决非一个好消息。因此，美国尽管欢迎中国崛起，但不希望看到中国以自己的模式崛起。
从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欣赏美国的繁华和富足，羡慕其发达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没有恶意。另一方面，中国不屑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为所欲为的鲁莽和蛮横，更反感美国强加于人和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做派。因此，中国更愿意以“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与美国相处。
本报驻美国记者 温宪、马小宁，驻日本记者 于青，驻联合国记者 吴云 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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